“本来医保结余率就非常高，产生了穷人补贴富人的问题，这样一来，医保结余率就更高了。”高运生说。

具体到个人，高运生通过对一位61岁退休医保患者的追踪，算清了一笔细账。

由于患有需要长期服药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这位患者去年一年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了7059元的零差率药品药费，医保报销了6000元，患者负担了1058元。

如果在往年，这笔费用将是9135元，医保可以报销7765元，患者负担1370元。

事实明摆着，零差率后，患者的确少支付了311元，但医保机构受益更大，少支付了1764元。

高运生做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位老人是公费医疗患者，他的个人负担固然有所减轻，但由于报销比例问题，其个人负担减轻的比例反而不如医保患者。相同条件下，公费患者将少支付207元，而公费医疗机构的获利达1870元。

“综合上述统计可知，医保和公疗患者只享受了15%～20%的让利，其余让利都流进了医保和公疗机构的口袋。”高运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赢家之外，是高运生口中的利益受损者。

这包括两块：收入减少者和支出增大者；药品生产企业(厂家)、药品经营企业(商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医院)、社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医院)、零售药店和政府都在其中。

对于厂家而言，由于药品集中采购降价21%，其收入减少了1.64亿元(原零售总收入9亿除以115%再乘以21%)。

对于商家而言，由于统一配送减少了各级代理商的中间环节，定点的统一配送商工作量增加，支出加大，毛利率较零差率之前下降了20%左右。

再看社区医院，首先是降低的21%那部分利润消失，约为2465万元；药品的利润政府补贴15%，较之以往的加价利润减少了5%左右，约为3090万元。两项合计，社区医院利润减少了5555万元。

同时，大、中医院和社会上的药房也在承担损失。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院长王洪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由于社区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不少大、中医院患者在医院只开处方，回社区取药，造成医院药品收入减少；同理，社会上的药房销售也受到冲击。

如果说上述受损方并不情愿，出台这项政策的政府则是心甘情愿。政府的受损分为两部分，一是收入减少，即厂家降低的21%部分税收无法收取。

药企税收一般为10%～16%，按中间值计算，政府的这部分损失为1.64亿×13%=2137万元。其次则是政府支出增加，增加了给社区医院的15%补贴，即6.18×15%=9270万元。两项之和为1.14亿元。

由此可知，厂家损失最大，政府次之，社区医院的损失亦很明显。从结果论，政府的做法似可称之为“事半功倍”，因为政府用1.14亿元的损失，换来了总计2.82亿元的让利。

赢家能否放血？

既然最大的赢家是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这两块对应人群的受益度只有15%～20%，高运生在参加北京市政府一次关于药品零差率的调研会议上提出：政府降低了厂家的价格，政府税收减少，支出增加，换回来的这部分让利应该全部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百分百地享受到。

他建议，将社区常用药品(零差率销售药品)纳入全额报销范畴，并对医保、公疗、农合、商保因此增加的支出由政府予以补贴。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社区医院院长表示：只有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才能激励老百姓到社区就诊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卫生服务格局。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7年12月25日，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专门就这一问题表明了态度：建议医保增加这方面的支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