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妨碍我们在北京看病？

网络所起的作用，是使得对患者进行身份核实的过程更为便捷。

据了解，在网络没有开通的情况下，这一核实主要有两个途径：要么像林强那样让家人把医疗证寄过来，要么是医院打电话跟四川省新农合部门逐个核实。

在一户只有一证的情况下，前者的问题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并且寄来寄去也存在花费的问题；后者则为医院平添了很多工作量——中国目前的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单位，县与县之间在报销比例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医院如果要核实身份，就要跟四川省176个县(市、区)的新农合管理部门建立单线联系，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也是一笔不菲的成本支出。

所以，赵锡银认为，建立网络的一个前提，是四川省各县(市、区)统一新农合的标准。

但要将176个县(市、区)统一标准谈何容易？各县之间之所以报销比例不同，就是因为各县的财力不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一些财力较强的县，新农合在乡镇定点医院的报销比例高达70%～80%，而有些县的报销比例还不到50%。

“要统一标准，按高的还是按低的统一？按低的大家肯定有意见，按高的有些地方政府又吃不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教授吴明说。

这种分析在北京市就能找到现实的注解。在北京市政府2007年8月23日转发市卫生局的一份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中，将北京市2007年的筹资标准统一确定为220元，以后每年提高100元。但财力雄厚的海淀区，光区政府对新农合的投入就已经达到250元/人，人均总筹资水平更是达到了410元。

“把所有的县拉到一个水平，不是太现实。”四川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娄晓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四川省发展不平衡非常明显，成都市和少数民族地区差异非常大。”

在娄晓颖看来，开通网络，并非一定要将各县的水平拉齐，只需在省卫生厅构建一个统一平台，各县百花齐放即可。“医院只需在这个平台上找到患者所属的县，按照该县的报销比例遵照执行即可。”

“现在所缺的只是一个软件。”娄晓颖说，这一软件的功能就是整合四川省各县新农合的政策以及参保人员的资料，并与定点医院共享。有了这个平台，垫付的技术障碍就不复存在，各县对新农合的管理也趋于动态。而“这一软件的研发、论证，我们争取在半年内完成”。

身份确认和垫付环节之所以做得如此谨慎，是基于成本控制的大局考虑。“就那么点钱，得精打细算。”娄晓颖说。按照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筹资水准(个人出10元，地方政府出20元，国家出20元)，如果要实现新农合资金“略有盈余”的目标，对医院和用药进行严格控制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

陈德恒所在的四川省泸县2007年初颁布了一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细则(试行)》，对在各级别医院的住院费报销设置了两道关卡，一是报销比例，该细则明确规定：镇卫生院报销45%，县妇幼保健院和县人民医院报销35%，而县级以上医院的报销比例只有25%。起付线也是水涨船高：镇卫生院只有60元，县妇幼保健院为200元，县人民医院为300元，县级以上医院的起付线则高达800元。

对于农民工在外地就诊，相关的文件大多语焉不详，记者调查留下的一个总体印象是“外松内紧”：从文件上看似乎可以报销，但实际操作存在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林强所在的内江市政府网站上，看到了该市卫生局于2007年年初发布的《关于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疗费用补偿的通知》，该通知对医院的选择明确规定为：“农民工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时，首诊原则上应在就近的县级及其以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诊治疗”。“因病情需要转市级及其以上的医疗机构就诊治疗者，应由首诊医疗机构出具转诊证明，并经所在县合作医疗管委会办公室审批同意后方可转出”。“凡自行到市级及其以上的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治疗者，又没有转院证明而产生的医疗费用，一律自理”。

“病来如山倒，谁还会等到他们批准下来再去看病？”陈德恒认为，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住院的费用由患者“一律自理”了。

“不这样规定也不行，”北京羊坊店医院医保部主任王育珠告诉记者，“要不然都跑到大医院看了，不仅患者支付的部分增多，也掏空了新农合基金。”

“所以，定点医院是个可行的方向。”吴明教授说。选定的两家定点医院，四川省卫生厅在用药目录、诊疗目录、管理和服务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还专门制订了《四川省在京定点医疗机构管理规范》，“要求得非常细”。对于羊坊店医院来说，这种要求包括免除挂号费、护理费和注射费，住院费、手术费则减免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