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的光盘

如果这样的病例只在谢能金一人身上发生，第一医院和陈绍良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但问题是，谢能金并非特例。

在南京某执法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老陆（化名）有过和谢能金几乎一致的遭遇。

2002年的一次单位例行体检中，医生说老陆“心跳过速、传导阻滞”，但是做了彩超、平板运动之后都发现没问题。当年50岁的老陆平常身体不错，只是阴天或者疲劳之后会有点胸闷，后背觉得酸，有点拉筋的感觉。

老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恰巧与陈绍良相熟，还曾经帮过陈的忙，于是到第一医院找陈咨询。陈绍良说，既然是公费医疗，不如干脆做个心脏造影检查，同时办好心脏支架手术的公费审批手续，到时候如果没有问题就罢，只要有问题就可以根据情况直接处理。老陆于是照办。检查开始之后不久，陈绍良就找到老陆的爱人，建议给老陆装个支架。考虑到陈是老陆的朋友，老陆的爱人同意了。

手术之后大约六七个月，老陆觉得胸疼、胸闷，有时候疼得蹲在路边喘，他又去找陈绍良咨询，陈告诉他没事，吃点药就好了。但是吃了一段时间药之后还有类似情况，陈绍良叫他住院检查。

这次，老陆的爱人坚决不同意再去第一医院检查，老陆只好去了鼓楼医院。鼓楼医院检查发现是血管三叉病变，那只支架并未完全放进支血管里，多出的一半伸进了主血管，造成了95%堵塞。

鼓楼医院当时要求第一医院将老陆手术的光盘拿来看看，但是送来的光盘却根本无法打开，送到南京另一家著名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依然无法打开。鼓楼医院不得不找陈绍良来介绍情况。

其后鼓楼医院找到包括上海中山医院某位著名的心血管介入专家在内的多位心血管科专家会诊，专家们均称当时不该给老陆装支架，这个支架正是病因所在。老陆说，这位专家当时甚至以“一塌糊涂”形容支架安放的情形。一个月后，老陆转到上海中山医院重做了手术，将原先的支架向里推，外面再安放一个支架，同时在主血管中又放了个支架以保证主血管通畅。

至此，老陆的血管里也有了3个支架，同时，他也成了终生服药一族，每天要吃四种药，每个月花费七百多元。

老陆曾一度计划状告陈绍良，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双方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对医疗鉴定缺乏信心，加上主要的费用都已经通过公费医疗解决，老陆最终选择息事宁人。

老陆的说法得到了南京鼓楼医院当年参与治疗的医生的证实。同样被证实的还有南京某局的局长老巩（化名）的遭遇，不同的是，老巩起初只是心律失常、心脏早搏感到心慌不适而去检查，后来也被陈绍良安放了支架，只不过老巩安放的不是老谢、老陆那样的药物支架，而是普通支架，导致她原来并不严重的血管出现了支架内狭窄，病人反而感到不适。碍于身份，老巩也选择保持沉默。

与上述三人相比，还有更为不幸的案例。

老谢调查后称，南京市江宁区某中学的校长因为心脏不适去第一医院检查，并通过熟人介绍找到陈绍良，结果死在手术台上，其家属最终获赔三十余万元。同样遭遇的还有南京栖霞区某公司的一位病人、南京某银行保卫处一位干部的夫人以及南京某医院一位护士的爷爷。安徽巢湖一位18岁的中学生在高考前慕名来向陈绍良求医，陈为其做了手术，该学生出院后死亡。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由于正与院方谈判，该学生的家属选择保持沉默。

由于谢能金案，为了避嫌，南京鼓楼医院心脏科不愿对第一医院作过多评价，但有人私下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仅鼓楼医院一家就曾经收治多例谢能金这样的陈绍良经手的病例，鼓楼医院一位已退休的老专家甚至称，该院一直在为陈绍良“擦屁股”。

姐夫做手术，小姨子卖支架？

在国内心血管介入界，陈绍良的名声似乎并不如南京市第一医院广告中所宣称的那么响亮。

国内多位心血管科的医生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无论是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那位著名的工程院院士，还是上海中山医院那位华东地区最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均曾对陈绍良主刀的病例提出公开批评。在一次国内的心脏介入大会上，某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曾以陈绍良的一例手术录像作为反面典型，不点名地斥其为“谋财害命”，有同行称此一批评“恰如其分”。

谢能金的调查也让人们对陈绍良的过往经历产生怀疑。谢能金说，他已将录音等证据提交相关部门，证明陈曾在兰州某医院因支架手术致人死亡而被“打出兰州”，亦曾因在苏州大学请人代考败露而一度博士学历证书被扣。由于被调查者三缄其口，南方周末记者暂时无法予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