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力量虽然能够很重要地推动、普及人们对“控烟”的认识，但在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需要“立法”，并且将“立法禁烟”与“医疗禁烟”结合起来

5月31日，第20个国际禁烟日，“中国反烟第一人”张跃在上海街头，看见人抽烟就上去掐烟头，哪怕是老外，外国人见他掐烟，常说“这里没有禁烟标志”，张跃听此总会大声反驳说：“这里没有杀人标志，你会杀人吗？”

张跃没有正式工作，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然而他频频出现于全国各城市，充当“反烟斗士”，有不少好心人往往会给他一些小小的“赞助”，他说接受赞助绝不代表这是“商业行为”，而是为了扩大社会影响。

当然，他的行为也惹来了不少争议，尤其是“掐烟”是否“合法”，但是张跃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是民间的“正义”行为，没有触犯法律。

严格立法与医疗禁烟

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的诸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立法”。上海第八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杨秀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民间力量虽然能够很重要地推动、普及人们对“控烟”的认识，但在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需要“立法”，并且将“立法禁烟”与“医疗禁烟”结合起来。

杨秀军说，国内外医学界已经有一致的结论：所有致癌的高危因素中，吸烟是首位的；吸烟中的被动吸烟比主动吸烟危害性更大。因此，他呼吁相关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制定。

在他看来，虽然这些年来控烟出了很多政策，也比往年有所进步，但控烟所存在的问题比成绩要大得多。比如，所谓的“无烟医院”、“无烟学校”等公共场所，效果其实非常不理想。“要求禁烟，一些家属，甚至病人都会觉得无所谓。有些医生自己也会抽烟。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缺乏法律约束。”

记者获得的一份美国摩斯尔大学医学院学者研究报告称，香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泛滥成灾。单靠流行病学家、毒理学家、临床医生、其他公共卫生科学家和各方面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是阻挡不住香烟越来越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青少年中这一大趋势的。为了有效遏制这一趋势，站在战略高度上整合各方面力量，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十分必要。

对此，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原副会长张义芳对本报记者说：“我的建议是成立一个贯彻框架公约领导小组。”他强调，中国加入框架条约是很好的一个机遇，但是作为一个从事控烟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他深深为这么好的时间被浪费而感到痛惜。中国控烟工作就是没有实际动作，每年都发一个文，但就是没有实际东西。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司徒农先生在5月29日卫生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提高烟草税的同时，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减少对烟草的需求，如禁止烟草广告、给烟草产品标上强烈的警示语、逐渐实现无烟环境等。最后，中国还要颁布明确、有力、可执行的相关法律，为全国的控烟工作制定标准。

然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也对本报表示，由于控烟立法的相关程序非常复杂，在中国立法控烟还有很长的道路。她评价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多是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款或细则。现在政府以及更多的民众已经认识到

国际经验

对此，发达国家的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欧美国家。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署(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叶东升博士告诉记者，美国政府是最早执行禁烟的，公共场所禁烟正是从“政府大楼”开始，这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民间力量发挥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的各种组织，要求获得不吸烟者的权利，政府议员们能通过诸多限制吸烟法规，很大程度上是“草根运动”推动的结果。

美国反烟力量整合后发动的第一大“战役”是在1964年1月11日。当时以美国公共卫生总医师(surgery general)挂帅，公布了其顾问委员会在吸烟与健康的问题上里程碑式的报告。

这份报告援引了当时在吸烟与健康研究上所发表的7000多篇文章，论证了吸烟可引起男子肺癌和咽癌，也可能引起女子肺癌，而且是导致慢性支气管炎的最重要的原因。委员会明确提出“吸烟对美国人是举足轻重的危险因素，必须采取适当措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