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2003年就关注陈晓兰——这位打假医生的记者，我一直琢磨，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位不寻常的医生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陈晓兰“打假”的缘起，是医院进了一种新的、很赚钱的假设备，院长要求医生们将其发出的紫外光说成激光。
陈晓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紫外光不是激光。她由此成为院长的敌人，继而成为全院的公敌。
某种意义上，陈晓兰说这句话，是在维护一名医生的职业尊严：医生不能撒谎。因为医生是与生命打交道，而生命只有一次。
从此，她便一发不可收拾
著名作家柏杨在临终前与一位年轻人合作，将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改编成一本漫画。值得一提的是，在漫画的最后，柏杨先生写到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这个人是上海的“打假医生”陈晓兰。柏杨在书中这样定义她： 一位勇敢的女性，率先跃出酱缸，与发黑的医疗腐败现象搏斗，她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为腐败的现象注入一股清流，留下一道尊严的表率。
一
比较王海而言，陈晓兰在医疗领域内的打假更为艰难，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至今还不能算是成功。
作为一个从2003年开始关注陈晓兰的记者，我一直琢磨，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位不寻常的医生走上打假这条“不归之路”。究竟有什么，值得一个医生愿意付出失去工作、社保、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现在，我大概找到了答案，这便是柏杨所提的“尊严”，一个医生的“尊严”。
我的老家，印象中一直民风淳朴。这些年，乡亲们都富起来，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不少人还买了车。但母亲跟我讲过一件事：有一个外村的农民，到我们村去卖西瓜。村里一个品行不良的人偷瓜，结果被瓜农抓住。然而在争吵中，更多人乘乱过来，瞬间把瓜抢光了。
为此，我曾经问过我的母亲：如果你和父亲当时在场，会不会也是参与者呢？母亲笑笑说，那也有可能，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下，不拿瓜的人反被讥笑为是傻瓜。
我感叹母亲的率真，却悲伤于那个时代的荒唐。
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在人们日渐富足时，传统价值观却在崩溃。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
而在这种可怕的不自知中，我们失去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二
除了写过陈晓兰，关于陈晓兰的几乎所有报道我都看过。我的一个感觉是，记者们似乎都想把她写成一个横空出世的英雄，一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者。因此有的记者极力将陈晓兰的生活境遇往“惨”处写。我记得第一次采访陈时，她女儿就曾向我抱怨，说有一家报纸把她们家写得太惨了，“你看我们家有那么差么？”
陈晓兰的家是一个60平米左右的三居室。虽然不大，却干净整洁。她家中雇有钟点工，养了一只京巴狗，衣服多是亲戚从香港寄来——按一般标准而言，这恐怕是“中产”阶层的典型特征。陈晓兰生活简单，我曾多次见她嚼一根黄瓜就饭吃——有媒体曾经以此说她“艰苦”。但我知道，其实她是不想在做饭上浪费太多时间，而且作为医生，她认为黄瓜中的部分维生素足以维持她的身体必需。
我曾一度不解于陈晓兰为医疗打假付出的巨大牺牲。而现在我认为，她的坚守是值得的。这不是因为她入选了“感动中国”，也不是因为她受到政府官员的肯定，而是因为一些更具体而微妙的细节。陈晓兰曾跟我提过这样一件事：她当年去北京某信访部门反映问题时，发现门前排成了长队，结果听说她是医生，来反映医院问题的时候，有素不相识的“访民”将排了一天的位子让给了她。此外，她在复印资料、刻录光盘甚至在找旅馆住宿的时候，都碰上了类似的人和事。这些普通人、小事情给陈晓兰带来的力量和勇气，远比媒体和政府赋予的光环大得多。
几天前看过另一位与陈晓兰齐名的上海药品打假人士被打的报道。才发现“打假”十多年来，陈晓兰从未被打过。而无论是所冒风险还是所取得的成就，她皆比那位挨打的打假人士大得多。我还记得在那次举报上海协和医院时，她坐在药监部门的执法车里，结果院方知道了，一时间有无数个脑袋试图从车窗探进去，想看看这位著名打假医生的真面目。之后她便被一个戴墨镜的人久久跟踪。她打110，竟发现拨不通；找交警求助，被告知不是其分内事。最后，是一位举报协和医院的病人打车来将她“救走”。
但是，不论如何凶险，陈晓兰毕竟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打过。据说，这也让国家药监局信访部门的接待人员感到好奇，因为他们曾接待过的医药界举报人，几乎都有被打的经历，惟独陈晓兰没有。不仅如此，在几次暗访中，在背后暗中保护陈晓兰的往往是她的打假对象——那些良知尚存的问题医疗器械经营商。在举报静舒氧期间，她被一家媒体骗到南京，要其跟静舒氧生产企业“对质”，结果得知此事后，另一位医疗器械商大惊，竟让自己当警察的妻子从东北赶赴南京保护陈晓兰。静舒氧被查处后，这位医疗器械商的产品也受到冲击，他的儿子因此埋怨父亲不该多事，但这位商人大发脾气，以陈晓兰为例教育儿子如何做人。
同样在静舒氧事件中，陈晓兰到某地调查，结果她的行踪被当地一位经销商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在电话中准确地报出她入住哪家宾馆、在几号房间。但这位经销商最终选择站在陈晓兰一边。因为他不久前发现，静舒氧竟被用在了他住院的母亲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