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晓兰“打假”的缘起，是医院进了一种新的、很赚钱的假设备，为了推广这种假设备，院长要求医生们将其发出的紫外光说成激光。陈晓兰认为这违背了物理学常识，便在一个公开场合说：紫外光不是激光。她由此成为院长的敌人，继而成为全院公敌。

某种意义上，陈晓兰说这句话，是在维护一名医生的职业尊严：医生不能撒谎。陈晓兰的逻辑就是：就算人人撒谎，医生也不能。因为医生是与生命打交道，生命属于人，且只有一次。

对医疗领域内根植于制度层面的一些丑陋现象，感同身受的绝不只一个陈晓兰。从事了多年的医疗报道，我发现，对医院乱象最为恐惧的，其实恰恰是医务人员。不只一位医务人员对我绝望地说，他们担心将来有一天死在假药、假医疗器械以及自己那些不负责任的同行手中。

但是，他们虽有此担心，却鲜有像陈晓兰那样挺身而出者。

实际上，陈晓兰在单位原本是一个习惯沉默的人，她将女儿的名字取为“沉默”的谐音。

在陈晓兰看来，医生的职业尊严，其实包含了生命的尊严。当年她举报的所谓“光量子”，不仅谋财，而且害命。前者她尚能容忍，但后者却突破了她的底线。所以她终于不再沉默。

11年来，陈晓兰先后举报了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氦氖激光血管内治疗仪、高压静电治疗膜、恒频磁共振等十几种问题医疗器械，此外还有上海长江医院、上海协和医院、上海浦南医院等多家问题医院，皆被有关部门查实处理。

与王海不同，陈晓兰走上“打假”之路，很大程度上是被“逼上梁山”。比如，她最初举报的是本人所在医院的“光量子”，结果被查处后，发现全市只有其所在医院被禁用，其他医院照用不误，结果导致本院职工奖金比其他医院少了一大截。她不甘成为“全院公敌”，不得不举报其他医院；然而举报其他医院时却被药监官员告知，她只能举报本医院，不能举报其他医院，除非成为受害者。她不得不“以身试针”，将自己变成“受害者”；在被调到另一所医院重新安排工作后，她曾想按政府官员提醒的那样“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却发现新医院的问题更多、更严重，于是不得不举报，终于被再次扫地出门；二次下岗之后，即使是在一些曾支持她的官员心目中，她也被定格为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人。

陈晓兰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不得不继续举报。于是她不可避免地陷于一个悖论中：越是证明自己没错，说她错了的人就越多。

四

在陈晓兰眼中，尊严是具体的而清晰的。它有时候体现为对真理的追求，有时候为对生命的尊重，有时亦体现为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珍惜。在2006年底，我曾写过一篇《你投选票了吗》的文章，文中所提那次与陈晓兰谈选举的经历，让我重新认识我曾自以为了解的陈晓兰。

正如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陈晓兰对历次选举都很重视。每到投票这一天，她总是换上正装，吹好头发，认真地向有关部门索取候选人的情况介绍仔细阅读，然后郑重地去投上自己的一票。这一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弃权票。她这么解释这种做法的动机：第一，我参加了本次选举，认真负责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二，我虽然参加了选举，但我从你们提供的材料里无法看到候选人将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所以我只能投弃权票。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想，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高学历、高智商的精英，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能达到这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地段医院医生的水平？我们大多数人，一边抱怨现实的不公和黑暗，另一边却完全放弃了抵御这种不公和黑暗的任何权利。而在放弃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悄悄放弃我们的尊严。

在坚守尊严的道路上，陈晓兰是孤独的。我想起5年前，当时的领导派我采访陈晓兰之前，曾特意用手指着自己脑袋叮嘱我一句：看她这里有没有问题。

事实上，在陈晓兰医生举报期间，卫生行政部门确曾私下里安排了一次精神病检查，只不过检查的精神病医院的专家恰好与陈医生相识，并秉承良心下了结论，陈晓兰从而避免被送进精神病院。

当一个人没有按“潜规则”去做或者不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他)是不是对，而是她(他)是不是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他是不是拿人钱了。

2007年，陈晓兰在接到一位患者对上海协和医院的投诉后，和我以及新华社一位记者一起调查，最终证实该医院的诸多医疗黑幕。后来，迫于媒体压力，上海协和医院被卫生行政部门摘牌，开1949年以来有住院病人的医院被关闭之先河。

但我发现，直到现在，圈内不少人仍坚信，这是上海协和医院竞争对手背后捣的鬼，而举报人和媒体不过是被利用。当时上海一报纸还登出文章，煞有介事地质疑举报人的动机。这可能说明，至少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已经从心底里不相信公理和正义的存在。

好在还有一个陈晓兰。她就在我们身边，她仍在努力。她的存在提醒我们，生活中确实有一种不能轻易放弃的东西，叫尊严。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