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知名电视台任节目编导的宋小姐告诉记者，在制作养生类节目时，为了追求节目效果，通常编导都会要求来访专家将药物和治疗方法说到有近100%的效果。“如果连自己都不能确定一定能够治好疾病，这样对观众怎么能有说服力？扩大的疗效才更易被人接受、参考、效仿，从而引起社会反响。”

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份调查显示，养生保健电视节目收视率长期稳居各类电视节目的前三位。除了央视外，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上星电视中，开办养生保健节目的有20多个。一些电视台，养生医疗主题类节目占节目比例约8成，为了提高收视率，节目组也更愿意捧红一些养生、医疗明星，扩大其影响力，聚拢固定的收视人群。

而如今，图书出版界的运作模式也加速了神医的崛起。很多养生专家自掏腰包出书，为了图书能够畅销，出版人会通过“打榜”的方式让其进入有影响力的图书排行榜。与此同时，包装团队也会为养生专家虚构出种种光鲜的经历和头衔，并将这些打在书、海报上进行宣传。媒体和图书出版的“配合”加速了这些人的走红，因此一批批“神医”就这样诞生了。

段鹏说，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该属于社会大众以及所有公民，但是中国的媒体离这个要求却还有一段距离。由于资讯发达，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是一致的，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不可能会存在独家报道，于是媒体会被一些事件背后的推手和炒作迷惑，从而导致跟风现象。“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任何年代，媒体都要把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才能考虑盈利问题。”

段鹏指出，国外一些主流媒体会在一个热点新闻出现时另辟蹊径，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报道该新闻，但是中国目前的新闻报道却经常缺少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例如当中国养生出现热潮时，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开始做养生节目，而当大家发现张悟本的养生理念存有问题时，又开始一股脑儿地进行打击。中国关于媒体的相关法律相对健全，但现行的问题是执行、处罚、自律的力度却很弱，大多还依靠编导和记者自身的科学素养。

在骆诗文看来，目前，“养生”在法律法规中，仍然尴尬地停留在“盲区”。养生专家资质混乱，缺少监管，缺少统一有效的行业规则。养生保健市场还没有一个监管机构的存在，对于养生类书籍和节目，也没有一个合理的审查标准进行“把关”。这直接导致部分错误的养生观念已经造成群体效应后，有关部门才进行滞后性的“纠错”。

此外，在“张悟本事件”中，由于有关部门缺乏管理经验，一些管理手段还值得商榷，例如拆除悟本堂的部分建筑等。相关部门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府部门在转嫁责任，把自己由一个“问题解决者”的角色转化成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舆论的顶峰，立刻采取一些管理行为，虽然看着解恨，却显现不出合法的程序正义，沿袭的是示众游街平抑民愤的传统执法观念，暴露了一种以暴制暴的心态。

郭凡礼也指出，目前国内的养生保健市场门槛是非常低的，数据显示，国内保健品企业有2000多家，但投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了保健品生产企业的40%，投资超过1亿元以上的只占1.45%。整个行业鱼目混杂，缺少规范。

他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普通民众是非常重视养生学的，但是他们更注重生命的安全和健康。所以对于没有科学依据的养生理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国内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加大监管力度。各级卫生部门和媒体应该努力向公众传播科学有效的养生知识，培养一大批科普型的养生专家，达到对养生行业的正面影响。

骆诗文也表示：“对于养生学和相关理论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我看了张悟本的书，是中医研究所的下属机构包装出版的，每本35元。这是在权威机构的认可之下，才在社会广泛流传的。而且，近些年，卫生部也认可了中医防病的理论，并向社会大力推广。比如，2010年，政府向上海长宁区的老百姓每人发放5万元，来预防疾病。我们需要的是向公众传播更多有益的科学知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养生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