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患者

今年2月，南都记者报道了干细胞治疗在中国的流行。在随后的半年里，记者陆续接到一些病人家属的电话，他们都迫切地想知道，文中提到的干细胞治疗半身不遂、脑瘫等疾病是否真有疗效。有一位在东莞打工的父亲，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为了脑瘫的小女儿，一直希望能从记者口中获取信心，“你是不是真的看到有病人在他们那里得到好转？多少钱我都愿意试试看。”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未经国际医学界认可的新型治疗方法，在中国大有市场。在中国，医疗保险体制尚不完善，很容易出现“一人得病，全家赤贫”的情况，如果一些新型疗法宣称可以“快速”得到疗效，许多家庭往往趋之若鹜。

在本届E SO F论坛上，关于医学伦理的讨论也不在少数。阿格雷博士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首先要对病人诚实，如实告知其病情情况，以及采取各种治疗方式可能引发的后果，而不能只宣传该治疗好的一面。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在和大量病人交谈之后，发现有些病人虽然了解这个情况，“但他觉得我这个病本来就没法治了，死马当活马医，碰个运气。”

邱仁宗认为，创新性治疗也是可以的，这只能以个案形式出现，不能像现在那样大批量出现。“在个案之中，也要完全按照合乎伦理的方法，比如要说清楚这个疗法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疗效能不能确定，要得到家属和病人的同意。治疗过程中要严密观察，数据要好好记录下来。做得好，可以做成案例报告，如果发现有苗头，马上转入正规的临床试。”

“对病人的伤害，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他们花了几十万、三年五年治下来没有任何疗效，经济上、心理上也是受到伤害的。”邱仁宗说，我们不应该鼓励病人这种“周瑜打黄盖”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