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首先澄清一点，那家媒体的文章是对我观点的扭曲和误读。我上次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非营利医疗机构应该有两类：一类是国家投资发起的公立医院，还有一类可以是个人设立的，但它按照非营利模式运作。形象地讲，它实际上类似于一种慈善行为，由个人捐资建立一家医院；捐助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将之作为一种回报社会的慈善行为。我认为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是特别要去鼓励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愿意做一些慈善工作。而现在我们对于一些个人设立这种非营利医疗机构重视不够，以至于有人想做这种好事都很难。换句话说，私人设立医院就必须要营利，必须要赚钱，否则很难获得国家批准。在美国，这类慈善机构非常多，我们应该学习美国，考虑为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们提供一个出口。不仅是公立的，也包括非公立的，只要是按照非营利模式来设立的，我们就应该一视同仁，政府该给它的税收政策，该给它的财政支持都不能落下，同时要求它毫无例外地提供公益性服务。

 B：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公立医院或者说这些非营利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新医改应该通过哪些方面来制约同时激励公立医疗机构，避免再次出现“以药养医”？
 
    W：这就是我最初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做一项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我们的公立医疗机构健康地可持续发展，让做医疗服务工作的人安心工作，让消费者认为这样看病费用是合情合理的。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绩效管理模式，公立医院不能够以营利为核心或者以营利为导向，即不能说谁能创收，哪个科室利润多，谁拿的工资就高。如果这个不改，那我们的公益性就很难实现。现实的情况是，挣钱多的部门总是拿高工资，而另外一些做很多公益工作、创收很少的医生只能拿低工资。长此以往，那些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自然就萎缩了，没有人愿意去做了，最后是老百姓的福利受到了损害。
 
    B：你怎么看待国内正在实践着的医改模式？比如神木医改，这种“全民免费医疗”的模式会对新医改有哪些影响？
 
    W：关于神木，它仅仅是一个县，它能够做这件事，本身已经不简单了。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多投入民生，惠及老百姓，从大方向上讲是对的。这一点是要肯定的。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要说的是，所谓的免费医疗，在这里有太多误区：第一，免费医疗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但是很不准确。国际上没有免费医疗这一种模式，免费医疗也不是一种值得炫耀的模式，大家熟悉的英国NHS，或者叫国民健康服务，我们俗称它免费医疗，但实际上这个理解本身就是片面的，甚至有太多的误解。原因是，这种模式的实质不是免费，而是通过完善的家庭医生守门人制度，对你的医疗需求进行严格过滤，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看病的人身上去。在这种模式下，不是说你想看病就看病，而是需要你到医院去预约，等候往往很长，几个月也很正常。原因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支撑毫无限制的、“立等可取”的医疗服务。其次，这种模式看似看病不花钱，实际上是有了严格的控制条件，才能说你不花钱。如果你想不排队，你想得到更好更快的服务，那就必须自己花钱。除非你是国家元首或者王室成员，或许在一些国家可以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否则世界上没有一种医疗模式叫做免费医疗。

说到神木，其实它是在做一个医疗保障的工作，这个医疗保险虽然报销比例比较大，但它是有分担比例的。我认为，免费医疗是一个典型的双方结构，在免费医疗体制下，只有医院和患者这两方的，没有医疗保险的介入。如果有医疗保险的介入，这就不叫免费医疗模式。神木这种模式就是典型的医患保三方结构，未来中国都会这样，那就是不断扩大覆盖面，不断地提高保险比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