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

大众心理需去除“红包阴影”

医疗机构不同科室、不同级别的医生红包档次不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位患者家属给出的“红包价目表”更多来自道听途说。尽管医疗红包是个地下交易，但就好比行贿受贿的交易同样由权力的大小以及热门的程度定价一样，医疗红包的定价也同样有着类似的“市场”属性。真实的情形是，患者往往在住院手术之前，就开始四处打听红包该送多少，有医生朋友的往往就问这些“内线”，没有医生朋友的就和病友打听，住进医院更有了和更多病友交流红包心得的机会，所谓“红包价目表”也就在这口口相传之中诞生了。

不过，作为一名医生，笔者却常常被“该送多少红包”的问题难住，因为每每告诉这些朋友不用送时，他们总是一副怀疑的神情，好像我没说实话，甚至转而找其他渠道问价。而在医生那儿头，既然这世上和钱过不去的毕竟是少数，人家送上门的红包，收下的可能性还真是要大于婉拒。但是，把不送红包的后果描绘得如此严重——手术刀痕会很粗，连麻醉师都敷衍了事，与其说是医院的服务以红包为标准，毋宁说是患者在自己吓唬自己。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他们其实绝非毫无责任感和人性的人，他们或许爱钱，但即便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也绝没有因为一个红包而故意制造医疗事故，断送自己声誉和前程的道理。

“医疗红包”当然不能推卸医德的责任，但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大众在心理层面上抹去“红包”阴影，去掉“红包”意识同样重要。当“不必送红包”往往不被信任，甚至反招来怀疑时，“红包价目表”究竟是谁定的，还真是不能全往医院头上赖。

观察

根在公平规则失守

公众对医生收红包深恶痛绝，但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叹息绝望于医疗道德操守的沦丧。我们习惯将之归咎于制度惩处不严——警告、批评、扣发奖金，顶多是开除了事。道德缺位，制度严惩再缺位，医德如何不沦丧？这是事实，不过，制度惩处不够“严厉”却未必就是医疗红包明规则化的主要因素。三鹿事件震动全国，法律的跟进和制度的严惩不可谓不及时，但却依然没有挡住晨园乳业往乳制品里添加致癌物的脚步，“杀一”不能儆百的时候，就不能不找找别的原因了。

制度终归是靠人来执行的，完善、严厉的制度能不能落实并发挥效力，还是取决于人的因素。对于职业操守而言，对于制度的敬畏应来自于自发的认同，而非一时的“震慑”。

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确保公平的规则不被逾越。举例来说：在一家医院里，专家们四处走穴获得高收入，而工作于一线的医护人员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久而久之，坚守职业操守就会变成笑话。还有内部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越是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管理者收入越高，越是一线医护人员收入就越低——我认为这也是医患红包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让基层一线医生不收红包，首先要“专家”少走穴。如果不能确保规则的公平运行，职业人的心态就会失衡。在“他抄我为什么不能抄”、“他走穴我就收红包”的失衡心态语境下，职业操守的缺失就成了某种“攀比”和“情绪宣泄”。医疗职业操守的沦落其实就是裹挟在公平规则失守的泥沙之中。久而久之，收红包就会固化为群体默认的潜规则。

别轮到自己时不能免俗

彻底杜绝红包现象还需多方共同努力：医生要加强道德自律，医院要加强制度管理，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查处，最后一点就是患者不要同流合污，对医生收红包深恶痛绝，轮到自己又不能免俗。

禁令无效当深究

既然“红包禁令”没有太好的效果，相关部门就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方面，社会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宣扬一种良好的医患关系；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和深化医疗改革，从源头上切除这个“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