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经销商拿着相当级别的领导批条，这个更厉害。

进医院。拿到中标通知书，这个药品就可以分到各个医院，找那些“药虫”去做了，大的总代理不可能去跑医院的。

药品进不进得了医院，由各个医院的药事管理委员会决定，成员由各科室主任、药剂科主任之类的组成，把他们都得走遍了，人家才会一致投票允许你进这个医院。大医院一般要3万元到5万元。

任何一种药品都得单独公关。这还只是第一关。现在一些医院更绝，院方领导知道这里面利益重重，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很多都执行一种叫主管院长或者副院长“一票否决制”的机制，来个民主———集中。或许是为了遏制过去药事委员会普遍遇到贿赂的趋势，但最终的结果，却会让“药虫”的贿赂成本大幅度上升———因为要买通这些主管领导，往往不是几个钱就能成的，很多情况下，他们要的是职位升迁、政治地位、学术成就等。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还有别的。

在此情况下，有一些年轻貌美的“药虫”甚至甘心给这类年富力强的少壮派领导们做地下“二奶”甚至“三奶”、“四奶”。不要以为她们有多么不堪，多么亏，其实，只要她们代理的药品得到主管院长或者副院长的全力推荐，各个科室的主任是不敢造次的，更是不敢设置任何障碍。她们所受到的优待，是任何其他同行所不敢比的。

在大医院，一个受到这种“重点照顾”的药品，每年就可以给她们带来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的利润！现在，这类能人又有了新的活动趋势———自己不再直接进行药品推广，干脆帮别人的药品进医院、处理一些公共关系，然后坐地分成或者拿一笔进院费———当然，他们也不可能独吞，肯定是要跟别人分的。

进科室。假如进了这个医院了，要进不同的科室，还要跟不同的科室打通关系。因为即使医院的药房同意进货，但是如果科室一直没有要货的申请，医院也是不可能囤货的。于是，就必须让各个科室同意用你的药品。但是，那么多可以使用的品种，那么多可以替代的产品，有的品种比你的价格低、患者更愿意接受，人家凭什么要你的货？

答案是———公关。除了讲课、推广、交流之外(这些学术沟通实际上都是幌子)，最关键的只有一个———花钱。科室出去旅游、搞联欢会，都得让医药代表出钱，称为“科室开发费”。一个科室至少1万元，医院有多少个科室适合医药代表的这个药，他就得“开发”多少个科室。

终于科室主任让用这个药了，这时就要开始打点各个医生。医生收的钱叫“临床费”：按开方数量收费，这是带金销售，一般医保类药品的“临床费”是零售价的20%-25%，不是医保药品的“临床费”是零售价的30%-35%。因为非医保类药品需医生更费力地劝服患者接受。

医生和医药代表各有一套计算“临床费”的方法。每个医生开这种药开了多少支，自己都记好，病人去不去领他不负责。月底，医药代表会来取医生的开方记录，还要去药房打出实际销售了多少支的单子，这叫“核方”。一般开方记录和有效销售都有出入，如果出入不太大的话，就按医生的开方记录给“临床费”。如果出入太大，叫“冒方”。如果差出一两百支，这个医药代表就会慢慢把这个医生甩掉，不给他钱了。

医药代表通过什么方式来给医生“临床费”，这也是学问。一般医药代表和医生都很熟，会一一给各科室主任和副主任，他们拿到钱之后也会分一部分给下面的小医生们。有“良心”的主任就会给下面的医生分得多一些，“良心不好”的主任就自己独吞了。有的医院“管理”比较严格，会有一位医生负责统计处方，也负责向医药代表收钱，他去公平分配这笔钱，这叫“管理正规”的科室。

3、用纳税人的钱养医药体系的腐败

终于，经过层层加价后的药品到达了患者的手中。而患者最终本该付的钱，可能只是这个药品价格的30%左右。

业内人士共识，一般药品价格构成如下：

出厂价(批发价的20%)+国家税收(批发价的13%)+挂牌医药公司(批发价的8%)+代理经销商利润(批发价的10%-20%)+医药代表利润(批发价的10%-20%)+医院顺延加价(批发价的15%)+医生回扣(零售价的25%-40%不等)

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15%

如前所述，所有的腐败都是由代理商、经销商预先垫付的，而最后埋单的却是患者。现在很多药品都进医保了，那就是等于纳税人的钱在养这个腐败，老百姓个体可能不在乎，因为他们可能只花百分之几，剩下的钱都是国家埋单。但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这等于用集体纳税人的钱，在养医药体系的腐败。

由于中间各环节的腐败成本很高，所以在定价时，就要把价格定高。代理商也知道这样对患者不公平，但是没有办法，一个药品要运作下去，中间很多环节在向他要钱。付到最后，他还能剩下多少，还得看运气。

有很多药商卖赔了，因为这些药品回款速度太慢，医院或药店经常拖着不回款，如果走量很大的话，微亏很快就变成大亏，连给他喘气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