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三：医疗支出缺乏理性

出现这一问题，主要是过去由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医疗体制以及医疗机构偏离公益性的功能设置与医务人员的趋利性服务对广大患者长期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消极结果。患者医疗支出的理性缺失，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许多患者不能体会“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的真正含义,对药物价格与作用存在认识误区,总认为越贵的药物疗效越好，对医生较为便宜的医疗方式与处方用药吃怀疑态度。这一糊涂认识不但会影响“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效果，而且还会与医生“开大处方”的行业腐败不谋而合，对“看病贵”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家庭不尊重疾病演化与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对疾病预后缺乏理性判断，往往将巨额资金花在一个垂死的绝症病人身上，以高额医疗投入且增加患者承受病痛折磨的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导致许多绝症病人家庭出现“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

表现之四：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一些关键问题漠不关心

医疗服务“人命关天”，然而，许多患者对医疗交际缺少应有的谨慎态度，对本应注重的一些关键环节漠不关心。

——对临床医生有无规范的诊断操作漠不关心。西医诊断是否将对患者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基本生命体征进行监测与望、扪、叩、听各诊相结合；中医诊断是否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问题，却与诊断的准确性关系密切。目前，有许多医生为了多看病多挣钱，随意缩短患者的就诊时间，西医“问病下药”，中医摒弃“三步九侯”等传统诊断学的精髓。患者对这些不负责的诊疗方式司空见惯，得过且过，监督乏力。

——对规范与遵从医嘱漠不关心。临床工作中，要降低误治率、无效率，提高有效率、治愈率，情况十分复杂，不但要求医生诊断准确、处方用药科学合理、药房供药质量、份量准确无误；而且还要求患者与医生密切配合，包括疗程安排、药物的煎法、服法与禁忌等均要谨遵医嘱，不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直接影响疗效。而传统的做法是：一方面，医生没有下医嘱的法定义务，其临床医嘱往往只是口头上的，即使下了文字医嘱也欠规范，患者不便遵从。另一方面，患者不重视医嘱，不遵从医嘱的现象也消极存在。如急性肾盂炎，一些患者不遵医嘱治疗，因疗程不够未得到根治而成为慢性肾盂炎。许多类似现象对患者的疾病康复极为不利，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整体健康水平。

——对因换（转）诊构成的用药安全隐患漠不关心。我国临床医学至今还没有解决病人换（转）诊后，医生与医生在治病用药上的衔接问题，可能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频繁换（转）诊的患者病情往往复杂，治疗效果大多一时不大理想。在西药使用上，由于患者手上无处方，医生无法知道患者先前的用药方案，经常出现下面这些情况：一是医生与医生用药习惯不同，会造成抗生素在短时间内频繁调换，使药物无法达到有效血液浓度，反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延误患者病情。二是一些肝、肾毒性较大的药物有可能被反复长期使用，给患者造成无法逆转的脏器损害。三是治疗量与中毒量接近的药品，可能因为患者频繁换诊，医生与医生缺乏必要的用药衔接，构成用药安全隐患。按理讲，患者如果确需换诊或转诊，应主动向医生提供以前的治疗方案及用药史，以避免缺乏必要的用药衔接，构成用药安全隐患。然而，许多患者对这一重要问题却漠不关心。

由患者医疗交际若干理性缺失所引发的思考——

患者在医疗交际中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理性缺失，对“新医改”的有序推进和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如果不重视对患者医疗消费的必要引导，那么合理分流病员，严格转诊制度，“小病轻病不出村、常见病多发病不出乡、疑难重病不出县”等许多好的医改设想将难以实现。

让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来主导医药卫生服务职能设置，实现供需合理对接，是构建和谐卫生的关键所在。因此，随着“新医改方案”的逐步推进，在医药卫生事业实现公益性回归的同时，如何才能让我国患者的医疗消费实现理性回归，将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现实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