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保障患者人权

新京报：您怎么看无需收治的人却被送往精神病院？

马力：一些媒体报道的精神病患者被误收治的现象，是个案，是极少数。但将正常人误送、误收、误治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哪怕是监护人，如果有意为之，就要定为诬陷罪、非法拘禁罪等，现在应该做的是尽快堵上精神病院收治漏洞的基础上，改变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式。

新京报：精神病人的治疗方式怎么改变？

马力：关键在于使精神病院成为关爱精神病人的家园，改变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对精神病人的医治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治疗的宗旨就是要让精神病患者最终回归社会，自食其力。

在急性发作时要充分利用3到5天的绝好治疗时机，患者清醒后进行开放式治疗，与医生和病人自由接触，进入半个月左右的巩固恢复期，约1个月时间患者就可出院，进入社区，进行3个月到半年的康复治疗，参与社区各种活动，为回归社会进行矫治。

而现在的长期封闭式治疗，为“无需收治的人却被送往精神病院”提供了机会，人性化、关爱式治疗方式，病人在医院有通讯、会客和司法救助等权利，遏制以上所说的将利益冲突者送进精神病院、将精神病院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的行为。　

民间建议  我们都可能成“疑似精神病人”

2006年的10月，因邹宜均（广东女子，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精神病院）案，我生平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致力于对精神病收治制度的研究。此次撰写《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要是通过对大约300篇新闻报道、100多个真实案件，比如刘亚林杀童案、陈建安弑兄案、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以及30余种法律规范的分析，来揭示出其中的问题。

制度漏洞：精神病收治存在“八大缺陷”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第一、非自愿收治没有门槛；第二、非自愿收治没有程序规范；第三、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第四、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第五、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六、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第七、司法救济失灵；第八、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导致上述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即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在立法上，把部分非自愿住院定义为自愿住院，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立法建议：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

我们对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一是增加精神疾病防治的财政投入，保证那些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足够的治疗；

二是对那些“被精神病”的人，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法官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治疗与否的决定权，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裁决的重要参考；

三应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明确规定，在精神病收治中，任何当事人都有权请律师。对那些请不到律师者，国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最核心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短期而言，有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长期而言，应该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

呼吁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的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