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观点 诚信缺失把张悟本们捧上神坛

张文征(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我在加拿大待了11年，记得有一次，在路上见一个老人摔倒了，我飞奔到最近的加油站打电话叫救护车，结果短时间内一下子来了三辆：一辆是我叫的，一辆是另一个过路人用手机叫的，还有一辆是正好路过的——这样的医疗保障会让大家觉得很安心。回国后屡屡看到报道，有老人摔倒在路上很长时间没有人管，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大家相互间的信任度怎么这样低了？有一次我回国探亲去医院，见几个男孩子在急诊室门口求医生先给里面的一个同学治病，但医生说一定要先交押金。我见状就帮忙把押金交了，等我看完病，这些孩子也回学校取了钱，还给了我。我给别人讲这件事，大家都说你太勇敢了，这很容易上当受骗，我只觉得帮了人家很高兴。

季文渊(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我现在是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能不检查就不检查，有点病自己吃点药就算了，感觉太不方便。现在大家抱怨看病难，固然有体制的原因，但有些很小的细节，医院可不可以先自己改进？举个例子，去年我80多岁的岳母住院，要做一系列检查，那个地方离病房很远。每次护工就要推着病床，走很远的路去排队做检查，做检查的病人里面还有行动很不方便的，而做的检查其实很小，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去病房里检查呢？还有一点，现在的医患关系就是互相“防”着，病人根本不信任医生，所以社会上才有了张悟本、李一这样的人。按理说，身体不舒服，最该信任的人就是医生，只有医生最有资格告诉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而诚信的缺失直接把张悟本、李一这样的人捧上了神坛。

医疗纠纷调解之

“天津模式”

目前，宁波、南京、天津等国内城市都已拥有了一套成熟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今年，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调研组的足迹也踏出了北京，奔赴不同城市实地考察。其中，天津市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值得借鉴。

2009年初，《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颁布实施。2009年2月1日，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该委员会隶属天津市人民调解员协会，接受天津市司法局的指导，其设立及组成人员依法向天津市司法局备案，由具有临床医学、药学、法学等方面资质的人员组成，和卫生局没有隶属关系，对于患者和医院来说是纯粹的“第三方”。该调解委员会免费为双方调解，费用由市财政支出。委员会成立后，在医患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受理医疗纠纷。先查清事实、再分清责任、然后依法确定理赔数额，既保证了患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获得合理赔偿，也保证了医方在无过错情况下不予赔偿，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医患双方经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调解委员会出具医疗纠纷调解书，承保公司将依据调解书确定的赔偿数额理赔。对于赔偿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保险公司在三日内办结；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五日内办结；30万元以上的，七日内办结。保险公司拖延赔付的，患者或患者家属可以向天津市保监局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将对保险公司依法予以处罚。

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天津市引入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新机制。参保医院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将由保险公司负责。《办法》同时规定，索赔金额低于1万元的，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解决；索赔超过1万元的，医患双方无权自行解决，必须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医患双方自行解决，将对医疗机构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并追究医院法人责任。

据统计，《办法》实施以来，天津市医疗纠纷数与去年同比下降近70%。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仅10个月，就接待咨询1029件，通过沟通、说服疏导，达到化解矛盾的有272件；在受理的155件医疗纠纷中，调解完结129件，其中调解成功110件，当事人自愿终止18件，调解不成1件，调解成功率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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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解读医患关系

1.3亿人次 据统计，2009年北京市地方医疗机构(不含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门急诊量达到了1.3亿人次，出院病人170.9万人次。

71.86% 北京市医患纠纷发生率在10万分之1.8以下，但增长势头较快。以北京市现有的两家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统计的数据为例，2006年受理案件1233件，2009年则达到了2119件，三年间增长了71.86%，远远高于同期的地方医疗机构门急诊量58.79%的增长率和出院病人28.79%的增长率。

72% 2009年扰乱医疗正常秩序或群体性的医疗纠纷事件已超过2000起。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72%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闹医”事件；7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纳住院费用的问题。

80% 据统计，在通过双方协商解决的医患纠纷赔偿案件中，无过失补偿或超高赔偿案件超过20%；市卫生局信访案件的80%以上为医患纠纷案件,重复信访、群体信访、非正常上访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