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近日透露：2009年全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此消息传出，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输液成为主要治疗手段

近几天，南京天气特别寒冷，南京各大小医院的急诊科输液室几乎座无虚席，南京儿童医院甚至连候诊大厅里都有家长带着孩子在输液。记者问一位护士长，发烧不输液改成打针行不行？该护士惊讶地说：“已经没人打针啦，来这里的都是输液的。”

“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感冒发烧时，父母都是把药片碾碎，捏着鼻子灌下去，实在严重了才带到医院打针。”南京市民张庆生说，不知从何时起，到医院看病都要输液了，打针已经成为儿时记忆。

南京一家中等规模的医院急诊科主任告诉记者，他们每月的输液量在1.3-1.6万瓶之间，已经成为治疗的主要手段。

“输液量最大的就是抗生素。”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张铮主任说，二三十年前，感染发烧的孩子，打一针40万单位的抗生素，就能管用，而现在不行了，要打就得160万单位以上，这么大剂量的药打到人的臀部，会引起臀肌挛缩，特别是孩子，打针的部位会引发肌纤维坏死，还会影响骨骼发育，所以在制订治疗方案时，医生都会考虑给孩子输液。

过度输液成因复杂，将会导致无抗生素可用

国人输液量这么大，看似是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其实背后涉及到医疗机制与体制、社会诚信、国民健康知识素养等多重原因。

“孩子感冒发烧来看病，如果医生不给挂水，家长会认为你不重视。门诊上，家长主动要求给孩子挂水的比例占30%以上。”南京市儿童医院急诊科赵德育主任说，患儿父母通常恨不得一瓶液输下去，孩子就药到病除。

“当然医生的自我保护也助长了大输液的嚣张气焰。比如有些感染性疾病，用低档抗生素也行，但有的医生上来就先用大剂量的高档抗生素，这样病人好得快，认为你水平高，否则可能投诉你。”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王旭东医生说，这无形中增加了病人的用药量。

国人输液这么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与当前普遍的“以药养医”机制有一定关系。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省官方规定大医院药占比不能超过47%，但在一些水平不高、又无技术特色的小医院，“卖药”是养活医院的不二法则，药占比通常占医院总收入的70%-80%，而给病人输高档抗生素，是赚钱最快且最安全的方法。

大输液、滥用抗生素虽然短期内养活了医院，但从长远来看，遗患无穷。据卫生部有关统计显示：国人人均消费抗生素为美国的10倍！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如下数据：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中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死亡占40%。中国现有的180万聋哑儿童中，60%是由药害所致；1000万聋哑人中，60%-80%与药物不良反应有关。

“在国外，像丁胺卡那、庆大霉素这些低档抗生素都还在普遍使用，而在国内，这些药10多年前就不用了。”赵德育主任说，大输液导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浪费，更造成另一大恶果，那就是新抗生素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性细菌出现的速度。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超级细菌”，就已经给人类敲响警钟，“将来人类无抗生素可用”也许不是危言耸听。

合理用药，呼唤法律强力介入

“在美国，有人形容‘买抗生素比买枪还难’，可见对抗生素管理之严格。而且，美国多数医院没有输液室。”南京鼓楼医院院长助理、医教处处长吴超对此深有感触：来医院看感冒的外国人，往往只要求医生给开点板蓝根、小柴胡等，极少主动要求输液的，而中国人恰恰相反，认为输液治疗，效果比吃药、打针来得快。因此，有关专家认为，不妨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抗生素等药物严格实施分级或分类管理。低年资医生，只能开第一代和第二代抗生素，高档抗生素须有主任级别医生签字才可以用。

合理治疗，呼吁了这么多年，可效果不佳，关键在于监管上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专家认为，如果真正实施“医药分家”，医院只管看病，不管卖药，医生开处方不受利益驱动，医院无需通过创收养活自己，大输液就会大大减少。其次，要动用法律手段监管滥用药，比如对无指征的大输液，医生甚至要付出坐牢的代价，只有对症下“猛”药，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大输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