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家医院门诊部、住院部的一些醒目位置，仍贴着“严禁医药代表入内”的告示牌。

“类似情况越来越多。”王丽说，医药公司、医药代表、院方、医生出于利益考虑，本来就容易结成攻守同盟。

医药公司向医院渗透后，医药代表挨着科室偷偷塞红包等“初级手段”，正转向以奖金、出国旅游等隐秘方式进行。

“高价自主定价药替代政府定价药已成潜在趋势。”上述药剂师说。

据权威部门的统计，1997年以来，政府已先后实行26次药品降价，每次降价幅度为15%至20%。与此同时，“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也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机构推广。然而，医院的住院、看病费用，并未随之得到明显降低。

目前市场上的药品约有1.2万种，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只是一少部分，大多数药品仍属企业自主定价。

“政府控制价格的药品，价格确实低了。但在公立医院，医生完全可以用高价的自主定价药品替代降价的政府定价药品。”上述药剂师说，企业自主定价药价格高、回扣高，尤以合资药、进口药为甚。而这些药都是医生处方上的“常客”。

“一种名为‘日达仙’的进口药，在医院的售价一般为850元左右。医生每开出一支，可得到200元左右的回扣。”湖南一位医药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另一种名为“易瑞沙”的进口药，单价高达3000元，医生可得近千元回扣。

“回扣手段的不断翻新，说明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督促医生合理开处方、合理用药，治理医疗回扣就很难奏效。”王丽说。

专家建议成立第三方监管机构

药品到消费者手里为什么变得这么贵？王丽说，一盒药品要经过医药企业、医药销售公司、医药代表、医院、医生等5个关口，价格层层加码，自然一路走高。

王丽说，真正的原因不在医药企业，还在于监管监督环节，“为什么药厂产的药不能直接进医院，或者医院、药店直接在监督管理下去药厂进药呢？其实经历这么多的环节，里面还是有很多利益链的，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

“比如说，生产厂家出了一种药，医药销售公司就会去洽谈，目的就是代理这个产品。获得代理权后，医药销售公司再分配给手下的医药代表去做。而医药销售公司往往要给生产厂家高额的代理费。”王丽说。

王丽向记者透露，现在“大处方”以高价自费药的形式回来了。一盒自费抗生素90多元、一瓶止泻自费药80多元，如此等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处处长马昕教授说，医院“大处方”在三令五申后仍难绝迹，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

马昕说，目前，各大医院对医保药物的总额控制相当严格，但对自费药物“上限”仍较宽松。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前提下，医院仍有赖通过自费药物赚取利润；少数医生则暗箱操作，与制药企业存在经济利益关系，遏制“大处方”自然显得动力不足。

此外，尽管《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明确规定，医院因不合理处方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仍集中在医保处方领域，对单次处方的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为“大处方”的产生留存了空间。

如何从根源上铲除“大处方”，确保患者利益不受损害？马昕建言，改变现有监管模式至关重要。

马昕认为，卫生行政部门目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行为，大大削弱了监管与惩罚力度。如果设立医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监管机构，让行业协会等承担监管与督促整改任务，效率或可有所提高。

“各行各业都有它的潜规则，没有了潜规则，很多人就吃不上饭了。如果一味指望政府部门一查到底，那是不可能的。”王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