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本应是药品说明书的重要内容。可是在中国，这些内容有时模糊不清，有时张冠李戴，有时甚至以“尚不明确”一笔带过。

“我不明白，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药是怎样上市的。”高益民气愤地说。

这或许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一个药厂人员透露说，他曾经代理过一款进口药。起初说明书上写得非常详尽，甚至标明“可能导致癌症”，可是销量一直很差。后来，药厂把说明书上这些“可怕的东西”删掉，销量直线上升。

“其实，对一个药物的毒副作用了解越清楚，说明这药越成熟可控。但中国人不信这个。”这个药厂人员不由得感叹。

另一方面，地方药监局的一位官员指出，中国药品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并不强。

又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例子可以作为对比。世界知名的默克医药公司在1999年研制出了一种名为Vioxx的类风湿病止痛药。到了2003年，这种药的销售总额已经达到25亿美元。可是，人们渐渐发现，这种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两倍，而默克公司在初期广告中没有做出任何声明。

默克公司的苦日子来临了。2007年，一个普通的邮局工人与这家财力雄厚的公司对簿公堂，最终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赔偿。同一年冬天，默克公司宣布同意用48.5亿美元庭外和解Vioxx诉讼，以解决自己面临的27000起诉讼。

但在中国，这样“较真”的病人并不多。很多病人也没有将自己在用药后产生的异常状况与药品联系在一起。那位药监局的官员发现，“有的人发生了副作用，还不知道是吃药带来的问题。”

一组惊人的数字出现在药品说明书的背后。今年年初，根据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杨志寅的研究，中国每年5000多万住院病人中，约有250万人因药物不良反应入院。每年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人数更高达20万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师沈南平曾忧心忡忡地向媒体表示，“现在的药品且不说它的效果，就是说明书上跟实际产生的副作用不吻合的地方，就会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个医生甚至发现，药盒里的说明书已经简单到，“连护士在注射的时候，都不知道它可能带来的毒副作用是什么”。

中外药品说明书之间的差距，或许就是中外医药体系差距的缩影

药品说明书上存在的问题早已被人发现。上世纪90年代，高益民参与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功能与主治”部分。这是一部记载药品标准、规格的法典，所有的药品说明书都要在药典的指导下完成。这位医生清楚地记得，当时在这本法典上，“薄荷”被写成了“卜荷”。可在那时，“有错别字都不算错误”。

经过了解，高益民得知，最初的《药典》都是由各地的老药工编写。“老药工就是采购、分类、物流、给药分等次的人。”高教授解释，“把四川买来的黄连，运到北京来卖，就是老药工干的事。”

据老高说，最初的新药审评，归卫生部药政处管理，在药政处成立之前，处于无序混乱状态。《药典》直到第七版时，才真正引入专家意见。

不仅如此，在中国10年前还没有不良反应的概念，20年前甚至还没有药监部门。高益民还记得，一次参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药品注册处处长的讲座，这名官员给出了令在场医生十分震惊的两个数字，“新药上市后要在3年内拿出3000个病例，药品说明书上要及时更新不良反应”。

事实上，直到2001年我国才建立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通报制度，“及时准确地发布已批准生产销售药品在使用中发现、发生新的、严重的不良反应的相关信息”，以“保证公众用药安全，减少药害事故的重复发生，促进临床合理用药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在这个体系中，医生收集病人的不良反应，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在FDA的药物网页上，“报告产品问题”被列在一个相当显著的位置，他们甚至专门开通了两个全年无休的人工接听号码，用以记录所有“紧急情况”。

北京的一位医生则想起，从近两年开始，发现病人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并记录在册，才成为大多数医生工作的一部分。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医疗媒体人士说，“通报并没有强制性的作用，这中间存在着断裂”。

毫无疑问，药品说明书早已受到重视。2000年，国家药监局发布有关药品说明书的暂行规定。在2006年发布了正式规定后不久，药监局又印发了对于规定中有关问题进行解释的通知。

但没有人能说得清，人们何时才能看到真正准确、详实、晓畅的药品说明书，正如一名业内人士所说，“中外药品说明书之间的差距，或许就是中外医药体系差距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