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近期推出“解剖过度医疗”系列报道，从多方面分析过度医疗现象的成因，探寻遏制过度医疗的治本之策。专家认为，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为了多创收，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过度医疗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百姓负担，也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亟须从根本上严加治理。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医生实施过度医疗的直接动因，是要通过给患者施加过度医疗服务，以劳务收入、开单提成、收取回扣等形式，获得更多的收益，其中包括合法的收入，也包括非法的灰色收入。医生的天职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按一般的理解，一些医生即便做不到医者仁心、慈悲为怀，即便免不了以过度医疗牟取不当利益，但过度医疗起码应当有一个底线——超过必要限度的那部分医疗可以对患者无益，绝不能有害。然而，对大量病例的研究表明，过度医疗不但加剧了“看病贵”，而且还可能给患者健康带来巨大隐患和危害。比如，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名医生透露，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过度医疗竟然将“治病救人”变成“不治病而害人”，医德医风之败坏，医患关系受损之严重，莫此为甚。

过度医疗本身就是一种“医疗病”，治理这种病症，也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从医药卫生体制的角度看，如专家分析，过度医疗的泛滥，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强化了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使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给患者开药、让患者做检查）等机械挂钩。针对这方面的成因，治理过度医疗，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医药分开，解除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切断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的直接联系。

而从医德医风建设的角度看，遏制过度医疗的泛滥，则需要加强医疗职业道德教育和医生职业荣誉的培养，在医疗界大力强化以过度医疗为医疗职业之耻、医生人格之耻的观念。在医疗职业道德比较薄弱、医生职业荣誉比较欠缺的当下，这方面的工作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化，却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可谓须臾不可或缺。

其次，医疗行政部门应严格监督、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对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加惩处。以用药为例，去年2月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所遴选药品涵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全部药物和部分常用药物，可以基本满足119种常见病及一些多发病、重大疑难杂症抢救、治疗的需要。有了这部权威的国家药典，监督、规范医生用药，惩治医生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就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现在需要出台像《国家处方集》那样的专业规范，针对医院盲目购置昂贵设备仪器，以及医生为患者过度检查、“豪华检查”，依法依规予以监管和惩治。

医疗属于高度专业性的领域，应主要采用专家决策而非民主决策，一般来说患者属于弱势一方，在决策中只能被动参与，但是，患者仍然有权利、有能力以各种方式对医疗决策行为进行监督。比如，北京、重庆、广州等城市近年来出现了披露“各大医院儿科医生红黑榜”的网帖，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对医疗界构成了有力的监督与警示。从新闻媒体的揭露与批评（如《人民日报》刊发系列报道），到患者向医疗行政部门投诉、在网上坊间发布“医生红黑榜”，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充分发力，可望对过度医疗形成越来越大的制约。

以加快医改革除过度医疗的体制病根，以职能部门强化监管、严格执法，以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完善社会治理格局，三管齐下形成合力，遏制过度医疗定能收到应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