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降价的软硬两手

大部分在华外资药企重要利润源就是拥有单独定价权的原研药。一些机构预计，外资企业原研药销售额占其总销售额80%以上。

可以预见，取消或降低外资原研药单独定价注定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许会面临软、硬两方面的阻力。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研制与开发行业委员会(英文简称RDPAC)在回复《瞭望东方周刊》的邮件中说：“我们已经向政府提交了一些统计数据——通过对亚太地区内和几个国际市场间的比较，证明在中国的出厂价是合理的。”

2011年1月10日，RDPAC也曾发布报告说，“中国‘十一五’规划期间，RDPAC的37家会员公司在华投资总额超过200亿人民币，其中近1/3用于研发中心建设—— 有15家企业在中国设立了19个研发中心；70%以上的会员公司中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工厂，工厂数量达到49家。”

他们善于将诉求的“合理性”传达给政策制定者。比如，2005年10月底至11月初，RDPAC等机构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欧洲之行—— “中国制药知识产权欧洲考察”， 考察团成员是多个主管部门共计12位官员和制药行业代表。在后来撰写的报告中说“考察报告中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在中国制定延长专利保护证书的体系”。

有时，外资制药企业也会直接提要求。比如2004年6月，欧美制药企业通过协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单独定价的要求。事情由头是我国价格主管部门在2004年及以前的多批次降价引起诺华、罗氏、惠氏、默沙东、德国先灵等几十家外资药企的不满。

外资特权药仍会存在且强势

2010年10月25日，RDPAC发布《制药企业质量体系调研项目》报告。该报告由RDPAC和美国制药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联合委托机构对中国制药企业质量体系进行系统评估，项目组对13家领先的中国制药企业和大量行业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抽检、调研。“研究发现，同样是GMP认证合格的企业，由于质量管理体系不同，药品质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别。”

报告还揭示一个问题，“中国医药产业大而不强—— 5000多家制药企业尚无一家进入世界制药50强，即便是从仿制药的角度而言，中国企业距离Teva(印度企业)，山德士(瑞士诺华旗下公司)等仿制药巨头也有不小的差距。”外资制药企业像导师一样为中国制药业指出了完成从“大”到“强”的光明之路——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质量管理体系。

国家发改委也认同缩小价差的主张，但是对于似乎“忧心忡忡”的外资药企也不忘给予一些安抚。

宋大才对本刊记者表示：“缩小价差始终是我们坚持的方向，但是这需要一个分步到位的过程。”

问题的关键是“过渡期已经很多年，还将会延长多长时间”？有业内知情人士曾透露，依照发改委的设想，外资原研药与国产仿制药之间的价差将在未来4年内逐步拉平。但是，对于这一说法目前官方回应相对模糊——“分期分批分阶段执行”。

“系铃”容易“解铃”难 谈判近乎无筹码

设定过渡期的做法，也取得业内一定程度理解。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综合部主任、中国医药产业安全调查课题组牵头人许铭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一步到位取消外资药特权待遇不现实，国内企业要适应即将到来的高中低端市场全面竞争也需要过渡期。”

近些年以来，外资药不仅占据价格高地，也占据着中高端市场，而国产药品则主要把控着没有多少价格主动权的中低端药品市场，从而大致形成一种“平衡”。

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似乎谁都输不起。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输就意味着在本土市场全线溃败，彻底抬不起头。财大气粗的外资药企也输不起。因为除了专利药将陆续到期，后续创新药物乏善可陈之外，他们还得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 欧美传统医药发达市场增长明显趋缓，但包括中国在内的17个医药新兴市场则表现出显著成长潜力和市场前景，而这能够在股市上为股东设定一个期待。

IMS的研究认为，中国医药市场在2010年～2014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23.2%，同期全球医药市场复合年增长率下降到6.2%，全球超过45%的销售增长贡献将来自新兴医药市场。

“强基层”是此轮新医改的重点举措之一，基层药品市场将大幅扩容。有预测说，未来几年中国医药市场三分之一的销售将来自于三四线城市。

本刊记者注意到，在新医改之初，外资药企对基本药物目录多少显得漠不关心，后来渐渐变得重视起来。外资药企已经着手开辟“潜力巨大”的基层市场，甚至表现出欲薄利多销“以量补价”的姿态，试图主动打破与国内制药企业形成的市场“平衡”。

许铭对本刊记者说：“新医改之后，外资企业似乎比内资企业对新医改政策更加敏感更加关注，市场布局目的性更明确。”

如果外资药企放下身段，国内制药企业，究竟有多少胜算呢？这是未来几年足以让人紧张的问题。因此，很多专家对于国家层面上推进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