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外进口器械占据主流，往往某一品类全世界只有几家企业生产，医院采购时也没有选择权和议价权。一些国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发的最低档的型号在本国早已淘汰，却仍然在中国市场上大行其道。通过代理商的层层加价，进口价仅仅数千元的医疗器械，到医院采购时能卖到2万—3万元。

对于这些高端医疗器械市场的外资垄断地位，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原副会长郑全录透露了一个数据：目前，国内包括心电图机、CT、磁共振等高端医疗器械基本看不到国产品牌，超声波仪器等领域中跨国企业的垄断份额甚至超过90%。

“医用耗材特别是高值耗材不但有‘销售的垄断性’，也存在‘消费的被动性’。”王国华则指出，一方面，目前政府仅对医用耗材在医疗机构的终端价格进行了限制，医院的采购价仍实行市场自由定价。有些型号规格的产品甚至全球只有一家企业生产，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自然希望得到高额的利润；另一方面，高值医用耗材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患者缺乏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只能是医生推荐什么用什么，处于被动消费状态。

目前医院诊疗等服务价格偏低的现实，加上企业无孔不入的不正当竞争，部分医生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也乐于通过“过度治疗”方式以获得回扣。

在刚性的需求下，供需的不平衡和信息的不对称，不仅导致患者缺乏话语权，就连医院采购时也难有议价能力。广州某大医院采购负责人就对记者抱怨说，3月份有医用耗材的供应商通知医院涨价，医院还价20%，最后因为该种耗材卖方市场的现实，一分钱都没谈下来。“他们牛气哄哄地说，5月份前广东都会涨价至少50%以上，不可能单独给我们折扣。”

层层转包

医疗器械价格虚高，主要问题不在厂家的生产环节，而是流通环节

除了外资产品垄断的现状外，医疗器械层层转包的代理销售模式，是医疗器械价格高昂的关键所在。

专家表示，影响医用耗材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购进价格、加价率和加价水平。根据目前政策，公立医院对低值易耗品及手术中使用的大部分材料不允许单独收费，实行医疗服务收费项目打包收费政策。允许单独收费的医用耗材实行差别差率，并设置最高加价限制。其中，单价1000元以下的医用耗材，允许10%的加价率。单价1000元以上的医用耗材，加价率为8%，最高加成800元。

显然，普通医用耗材最高10%的加价率，和高值医用耗材不到1000元的加价水平还不会导致“看病贵”。造成患者医疗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还是医用耗材销售价格本身偏高。

“医疗器械价格虚高，问题主要不在厂家生产环节，他们的利润并不太高，虚高的部分主要产生于流通环节。”陈玉芳介绍，一般来说，一款高值耗材从生产厂家出来再到广州某家医院，要经过一级代理、华南大区代理、省级代理等多个层级。每一次转手的加价至少有30%的利润可赚。价格越高的产品，加价后的获利也更大。

广东省物价局的调研报告则显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医院中，89%的医院主要从批发企业购进医用耗材，11%的医院分别从批发企业和生产企业同时购进。绝大部分医用耗材都要经过批发商这一中间环节，而流通领域的加价率和加价幅度都缺乏有效监管。

该报告的数据表明，在中间流通环节，广东省内的高值医用耗材一般从出厂(或进口)到医疗机构销售给患者，平均加价2—3倍，个别产品甚至多达十几倍。这些医用耗材几经转手、层层加价，由此而虚高的价格严重侵犯了患者的利益。

2004年，为了治理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乱象，卫生部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8省市进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试点工作，以期挤掉流通环节的价格水分。试点的范围为普遍使用的心脏介入类医用耗材、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三大类产品。

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2008年，卫生部首次亲自操刀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成功进行。

然而，尽管药监局每个月都在签批新的产品注册，但卫生部却不可能月月都搞招标。由于获得批文的医用耗材超过10万种，品种规格又极为繁杂，虽然招标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依旧面临更新缓慢的问题。

“我们医院现在的采购价格还是按照2008年的招标价，但其实因为新产品出来，原来的产品价格在国外已经下降了，但在国内仍以几年前的高价在销售。”广州某医院价格管理部门负责人说。由于招标滞后，不少供应商以原有品种、规格厂家不生产为由，要求医院以新的价格采购“新品种”，以达到涨价的目的。

“其实医院并不希望医疗器械太贵。”该负责人表示，根据相关政策规定，11.9万元的心脏起搏器医院加价不过800元，普通耗材又不能单独收费，整个耗材项目医院实际是亏损的。“加上财政补偿不足，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又存在滞后性，以及卫生行业新规定和相关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医院内部消化的政策性成本，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目前《广东省医疗器械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拟于近期出台，对医疗器械尤其是高值医用耗材的虚高价格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