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8日，上海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第二批中标目录正式对外公布，在此次上海基药招标基层医疗机构使用部分的中标目录中，涉及合资、外资药数量至少达60多个品种、150多个品规，相关外资药企涵盖辉瑞、拜耳、礼来、施贵宝、默沙东等近30家。

相比此前备受争议的“安徽模式”，即唯价取胜的双信封制度，此次上海基药招标所采取“在价格与质量间试图折中”的探索被业内人士称为“上海模式”。

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包括竞标的企业方、业内专家纷纷对新鲜出炉、正等待市场检验的“上海模式”发表了自己看法。

“上海基药招标中出现较此前预期而言更多的外资药企，体现了‘基本药物质量更重要，价格不是最为重要的’这一个观点。基本药物与治疗肿瘤等相对较少的药物不同，使用人群、次数非常广泛和频繁，因此质量是重中之重”，礼来中国副总裁邢军博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我相信此次招标的结果，上海的有关部门肯定是考虑了上海市民普遍的经济承受能力，而选择纳入更多质量上更为有保障的药品。”

“上海模式”VS“安徽模式”

自去年12月末，上海卫生局发布招标公告，启动本年度上海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采购总量为307个国家基本药物品种和381个上海市增补目录品种）。相较此前安徽省基药招标模式，上海的基药招标更多的是采用了定量综合评价，评标要素由质量、信誉与服务、价格三方面组成，从根本上避免了单纯的价格“恶性”竞争。

据媒体初步统计，此次基层医疗机构中标价格总体降幅为39%(含15%差率)，外企的降幅低于39%。

国药控股高级顾问干荣富此前曾向媒体表示：“上海市药品招标一向比较理智，此次基药招标把药品质量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药物的可及性，也有利于缓解大医院的压力，实现患者向社区医院沉降的政策目标。”

而“上海模式”的前驱“安徽模式”则显然承受着内、外资药企双方的质疑压力。

据悉，安徽省基药招标采取的是“双信封招标、量价挂钩、单一货源承诺、生产企业承担配送责任等诸多创新方案”，然后在最终的竞标中却有国内药企向记者反映其在所投的7种剂型中均投出了最低价，但其中6种剂型就因未通过技术标评审，直接失去了进入商务标并最终中标的机会，而不少国外的竞争对手却成了最后的赢家。

在安徽独有的“双信封”模式下，药企须通过第一轮技术标评审（根据包括质量类型、生产规模、销售额、行业排名、市场信誉、不良记录情况等相关指标来实行百分制评标），方可进入第二轮商务标比价。

而有声音质疑，在技术标中占较大分值的“销售金额”一项中，安徽方面是用企业的整体销售金额计算，而不是本次要招的药品的销售金额计算。此前通化东宝内部人士曾表示，安徽模式中的这种制度瑕疵可能与该公司低价竞标却“7投1中”的怪相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在外资药企方面，对受惠于安徽模式的说法也予以了否认。

同样参与“安徽模式”和“上海模式”基药招标的礼来方面表示：“虽然现在‘安徽模式’的成效还未有结论，但是各方都在抱怨。外企方面的抱怨是，双信封第一轮技术标几乎是国内市场70%的药企都可以进入，这个‘过滤网网眼太大’，技术标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最终良莠不齐的企业都可以进入技术标肯定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邢军博士表示，“安徽模式”中工信部做出的“行业排名”我们此前都从未听说过，而当那些“只要不是太差”便可进入技术标的药企，最终唯价取胜的商务标肯定有利于它们，而非是外资药企。

“零差率”制度下的“贵药恒贵”？

虽然“上海模式”的基本药物招标颇受业内赞许，但是各地适用的药品“零差率”销售制度能否真正解决医院从中“变相获利”，一如早前天价“芦笋片”的情况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政府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告诉公立医院，你卖药只能赚15%。这个做法是希望医院保有公益性，对所有老百姓有好处。但是试想，华西医院医药公司生产的芦笋片在长沙有一个国营的批发商，他们的批发价分别是30块钱185块钱两种，结果长沙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按照185块钱进货。毕竟按30块钱进药只能赚4.5元，185块钱的则可以赚27块多。这种相关部门的管制不当，可称做药品加成政策。”

“相关部门的确经常会去检查公立医院，但是都是只查加价有没有真的超过15%，但这个药品本身的价格贵不贵、好不好，却根本不管”，顾昕指出，“很多地方的中标价高于批发价，因此虽然中标之后平均价降了45%，但是大部分医院因为相关部门的关系，还是选用贵的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教授也向记者表示：“国内许多医院方面会考虑，如果我能把某种药物卖115元，10块钱进的药也卖115元，那我肯定会告诉批发商把批发价改213元，按照213元来卖，多出来的再送还给医院。这就是零差价的弊端，现在不让合法加价就全部拿回扣和返利，这些现象主要是在二三级医院比较普遍。”

朱恒鹏教授指出，2009年9月安徽开始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安徽模式有所创新，不再和卫生院纠缠到底加价多少。“不要谈压多少价补多少钱，而是谈把所有的医生全部养起来需要多少钱，这就是收支两条线的来历。卫生院的所有收入上交给财政，医院方面需要多少运营等方面的资金财政全部给你。但这样的做法必然需要定岗定编定工资，工资走向了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因为医生干多干少都一样。“过去靠药物赚钱是不好，但是过去靠药赚钱有一个好处是一线的、开药多的医生收入高，体现了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医院也愿意看病人。而安徽模式下医生看病的积极性就下降了，于是就出现了基层很难看病，纷纷转到县级去看病，县级方面就出现了排队多、看病贵的问题。这就是安徽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