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青霉素

周明霞办公室的40里外，在华北制药有点低矮的销售部办公楼里，章琳飞快地按着手里的计算器，她在华北制药从事药品销售工作，和周明霞虽然同处医药行业，但是两人分属产业链的两端。眼下，同城的她们成了难友。

看着一批批药品被装车，章琳甚至想下楼去拦截即将开走的货车。这绝非一个正常销售人员应有的想法，只有章琳及她的同事们知道，一车车运走的药对华北制药意味着什么。

这家以生产中国第一支青霉素闻名全国的药厂，80%的产品都登上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这种本该令人嫉妒的产品结构带来的却是难以承受之痛。

章琳的记忆中，在从事食品行业的同班同学面前，销售青霉素等治病救人的基本药物曾经让她颇感荣耀。

2010年后，一切都变了。这一年8月，安徽省出台《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实施方案（2010年版）》，其中提出双信封招标模式。这种方式要求投标人将投标报价、工程量清单和合同用款估算表单独密封在报价信封中。在这种模式里，低价几乎成了唯一的评判标准。

第一次参与这种模式招标的华北制药由于担心低价中标无法带来利润，有些审慎。结果在安徽省当年的招标中，华北制药参与竞标的几十种产品仅有一种中标，其他的产品全军覆没。

安徽模式成功推行之后，四川紧随其后，其他省份纷纷效仿。不中标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在这个区域市场销售，眼看失去了安徽市场，华北制药急了。为了不再继续失去市场，华北制药决定在四川的招标中报出最低价格，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中标。

同年10月，章琳接到来自四川省招标办的通知。之后，她与同事们开始挑选投标的品种。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挑选，确定了投标目录。

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不计代价的厮杀。

新年过后，四川省招标正式启动。章琳清楚地记得当她看到系统里80万单位的青霉素投标价只有0.27元时，她下意识地紧张了一下，以为填错了。但很快她就明白了过来，没错，就是这个价格。

0.35元的成本价在业内已经几乎透明，0.27元中标等同于自杀，但他们没有选择。

准备好所有的招标资料后，华北制药不出意料以最低的价格成功中标。失去了安徽市场以后，华药将四川市场握在了手里，但章琳却没有往日开疆扩土的兴奋感。

按照中标价，仅青霉素一种，如果每月为四川派送1000件药品，华北制药将亏损超过100万元，这个数额是华北制药40个员工一年的薪水总和。

华北制药别无选择，如果不去参与低价中标，且不论多年来拿到的市场份额将丧失，仅生产线维护费及工人工资就让企业不可承受其重。

上一轮招标至今已经过去近3年。3年里，生产药品的成本持续上涨，药价却不能调整，章琳只能眼看着亏损越来越多。50多年前，华北制药生产青霉素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而今青霉素却成了企业的负担。

3年中，章琳不只一次想，一个感冒的患者每次用一支青霉素只用0.3元，而喝一瓶矿泉水的价钱都由1元涨到了2元。“药比水还便宜，你能想象吗？”

即便如此，华北制药依然不能擅自调高价钱。

章琳开始期盼新一轮招标，因为那样就可以不用以亏损价格持续供药了，但是她又怕极了招标，因为她不知道新一轮的招标会不会让企业亏得更多。

华北制药只是众多药企命运的缩影。“不中标是等死，中了标就是找死。”章琳说。以青霉素起家的华北制药，如今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真的要放弃青霉素吗？“我们不可能放弃。”

各省新一轮药品招标逐渐展开，在较早启动的部分省的基本药物招标中，华北制药在山东弃标青霉素。

这个消息让业内震惊——作为全国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基地，华北制药竟然选择了淡出舞台。

面对招标中的恶性价格竞争，企业怎么办？生产廉价药还能亏损多久？作为第一轮招标中的最后一个地区，北京的招标规定给了企业希望。

北京基本药物招标采用三大中标指标，最低价和综合得分前两名的企业都有资格中标，得到在北京市场销售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各地区的唯低价原则已经让药企喘不过气来。六味地黄丸、复方丹参片、氯霉素滴眼液，红霉素，这些价格低廉的基本药物由于亏损太多已经逐渐在市场上消失。

药品加成

面对严重的亏损，华北制药、神威药业做出了相同的举动，对廉价药不再投入，渐渐减产甚至关停部分生产线。

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是，华北制药等企业苦苦支撑生产的廉价药销量正在逐渐下降。2010年以来，青霉素全国使用量正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递减。

是谁拒绝了青霉素？众所周知的是，在医药流通市场，医院占据了药品销售量的70％以上。另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行情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弥补医疗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制定了“以药补医”的医疗体制，允许医院加价销售药品给患者。

几十年来，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加价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看病贵问题。为了解决医院无节制加价问题，200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对药品价格实施最高零售价管理，同时规定“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以实际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 的加价率作价”。

当加价比例被明确规定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医院趋向采购高价药，药价基数大，加成绝对值就大，医院赚取的利润就更多。手握处方大权的医院为了获得更多的加成，转而使用高价药。

最明显的对比是，针对同样的病症，医院销售一支不到1元的青霉素和20多元的头孢，加成利润相差几十倍。有数据显示，三级甲等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据医院总收入的50%左右，二级医院这一比例更高，这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明显的利润差异下，廉价药进入医院，最后到达患者手中的道路变得更为曲折。

“谁当院长也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王发强的声音有些大。这位武警总医院前院长坚信，是盈利把医院逼上了开高价药的不归路。他讲了一个通俗到“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逻辑：国家只承担不到30%的医院运营经费，医院的检查、手术、诊断等医疗服务不足以养活自身，剩下的只能靠市场手段去赚得，药品加成是唯一可选的方法。

王发强之前任职的武警总医院因属军队序列，所需费用国家给予基本保证，这使他有点庆幸，起码自己没有衣食之忧。

然而其他医院的院长就不如王发强这么幸运了。在北京国际饭店一楼的会客厅里，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告诉记者一个现实，公立医院80％的收入都来自于医院自营，财政对医院的拨款少到连基本的生计都无法维持。

资深医药人或许都明白一点，廉价药并不意味着疗效廉价，与医生开的高价药相比，疗效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我的孙子感冒了，我一定先给他用青霉素。”王发强肯定地说，“十多年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药价虚高和虚低并存，不少药品的价格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而‘唯低价是取’的药品招标又让不少药品的中标价虚低严重，影响供应和质量；公立医疗机构药品供应体系混乱，商业贿赂盛行，大处方、滥用药十分严重。”

201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提出公立医院改革将取消药品加成。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北京市仅在友谊医院、儿童医院等5家三甲医院试点取消药品加成，这不足北京三甲医院总数的十分之一。

“低价药目录”试点

在3月4日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中国医药行业24家协（学）会共同举办的2013年第五届“声音·责任”医药行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医药界代表、委员们及行业协会联名呼吁：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归还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权和定价权。

这份联合建议指出：“招标本来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比较好的市场化采购方式，但目前我国政府包办的药品招标政策严重异化，成为药品进入市场所执行的‘二次行政管制’，实质上是把药品进入医疗机构使用的正常市场行为变成了行政审批，并且同种产品不同区域（省、区、市）年年审批一次，招标主管部门成了药品领域的最大审批权机构。这一事与愿违的结果是因为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

联合建议认为，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归还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权和定价权主要好处有：一是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医药企业无需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违法竞争，只需以质量、品牌、规模、创新和价格开展正常的市场竞争；三是有利于提高医药行业的集中度，规范医药购销秩序；四是有利于药企集中精力和财力进行药品研发与创新。

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联合宣布，组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定点生产试点”，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企业定点生产用量小，但临床必需的基本药物，规定统一的医疗机构采购价格，保证定点生产企业合理盈利。3月10日，安徽省物价局在官网上挂出该省首批廉价药品目录，其中327个品规全为基本药物，标准为日均费用西药不超过1元、中成药不超过1.5元。有人认为这是全国版“低价药目录”的试点，不少药企也对此寄予厚望，以期改变廉价药不断消失的现状。然而，廉价药消失的背后，是在医药这个特殊行业里，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互补互斥，行业利益与职业准则的你进我退，要真正改变廉价药的命运，一纸规定还远远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