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终换来医疗体制的健康，北京市卫计委决定对公立医院做个大“手术”，摘除特需医疗这颗“肿瘤”。

尽管“手术”的具体时间还未确定，消息刚一发布，各路观点的交锋便足以让人感受到“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事实上，经历17个年头的生长，这颗“肿瘤”已经在宿主的心脏边上安了家。

“人们对于特需医疗服务有需求，并且公立医院在这方面有资源优势，为什么要将这些优势服务让给民营医疗机构去做？”北京市朝阳医院院长陈勇在面对媒体时发出质问。

“公立医院有国家的财政投入，就应该按照公立的原则办事。”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的观点针锋相对，“与民营医院相比，公立医院占有众多资源还要争夺高端医疗的市场，这种竞争打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有专家分析，留给特需的时间差不多还有3至5年，而当下，这颗“肿瘤”到底该不该被切除，怎样做才能在去除病灶的同时不伤及公立医院的机体，是它留给社会的一个难题。

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

在经济条件仅够蜗居普通病房的患者家属小张眼里，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就像是对贫穷的一种嘲弄。

因为经常需要陪着怀孕的妻子产检，小张曾经对特需医疗部的患者“在护士陪同下理直气壮插队”的行为感到气愤，而如今却已经见怪不怪了。“谁让我们出不起钱呢。”他自嘲道。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感慨于中国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带给富人们的便利，美国一家媒体这样评论。

曾有媒体描述中国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现状是：花数十倍于普通挂号价格的费用，就可以挂特需门诊，从而免去彻夜排队的辛苦，更为便捷地得到顶级专家的诊治；而支付4到5倍于普通病房的价钱换来的一张特需病床，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还可能包括：专家一对一的服务，护士更为细致的照顾，以及做检查时得以插队优先的特权。

更有甚者，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竟然在手术室门口设立了茶座，将原本就人满为患的公共走廊一分为二。那些焦灼等待亲人从手术室出来的病患家属，只能“更为紧密地”挤在一起，任由走廊的另一半空空荡荡。

事实上，美国媒体只说对了一半。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

“现在的有钱人太多了。不动用些私人关系，举着钱都不一定住得进来。”一位借助私人关系帮妻子成功入住特需病房的男士感慨道。

按照我国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要求：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的病床数不能超过医院总病床数的5%～10%。

心血管内科专家周乐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若干年前在云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来特需医疗就诊的多数患者来自医院的利益相关单位。

“公立医院应该是公正、公平的。”周乐今加重了语气，“把最好的专家资源集中在特需，老百姓却难以企及，这显然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宗旨。”

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医生龚晓明看来，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现状确实有点儿“不伦不类”。在他所在的医院，特需病床虽然不足总病床数的10%，但其收入却差不多占到总收入的60%。

“看病的人依然多，对患者来说体现不出服务的改善；价格虽然高，对医生来说诊费却依然低于市场行情。”这位曾经的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这样评价。

在“从来没有空床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官网显示：在该院总计1855张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