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初参与过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前期调研的现北京医师协会秘书长许朔介绍，特需服务的雏形是为了顺应中国“入世”而在外宾门诊基础上改良的产物。命名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称之为“特需医疗”，而医院却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因为觉得很难作出精准的定义。

时至今日，在定义和边界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特需医疗，给人的印象就是多花钱，甚至连一些医生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一名广东省级三甲医院的医生略显迟疑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装修得像星级宾馆一样的医学中心，护士不仅受过专业的医护训练，还曾在五星级的酒店接受过培训，会全程引导、陪伴患者到不同的地点就诊、检查。不知道这算特需吗？”

“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

就像难以给这项医疗服务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样，人们对于这颗“肿瘤”到底是恶性还是良性的争论也一直僵持不下。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特需医疗甚至有种“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的意味。

做了12年医疗社工的郑鹤红更愿意将特需门诊称作“普通老百姓的福利”。

她所在的社会组织致力于帮助贫困的患病儿童，不少患儿的家庭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常常需要他们这些社工先拿着孩子们的病历，去北京各大三甲医院排队挂号，咨询专家。

在这座每天有70万外地人前来求医问药的城市，即使在凌晨两点，一些著名公立医院挂号窗口前的队伍就已经悄然形成。像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里，马扎、报纸、塑料布甚至鞋子都成了排队占位的工具，一些外地来的父母甚至抱着孩子坐在地上，一等就是一宿。

对这些人来说，相比于黄牛手中动辄上千元的高价普通门诊号，最高300元的特需门诊号显然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他们可以在挂号当天就看上最顶级的专家，还省去了因为等号可能要花费的住宿和吃饭的费用。

“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

不少北京的妈妈在论坛交流经验的时候也会谈起特需的好处，“整个怀孕期间，挂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的比例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每次去医院产检，人都多到吓人，赶上身体突然不适的时候，幸亏还有特需可以挂”。

而长期面对社会的诟病，坐诊特需的医生们也有话要说。

“有人说医生更愿意诱导病人挂特需，价钱贵了，医生脸上也有笑容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王晏美语气带着无奈，“可事实是，一下午看80个病人和看10个病人相比，那感觉能一样吗？”

平时坐诊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的时候，常常是一个患者还没看完，桌子边上就围过来四五个其他患者和家属，急着问东问西。

在隐私性比较强的肛肠科，这样的情况不仅令患者尴尬，也时常让身为医生的王晏美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时说话时禁不住带点火气。

对于坊间关于“有医生为了敛财只愿意出特需，平日里都不坐诊”的传言，他解释道，事实上，卫生局对医生有规定，三级医院主任医师出门诊次数平均每周不少于3个半天，副主任医师出门诊次数平均每周不少于5个半天。

有专家称，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在目前政府差额拨款及其他相关体制机制尚未配套改革的情况下，特需医疗是实现其自身收支平衡，弥补资金不足的重要来源。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范瑞新则吐槽：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医院的运营只能“国家投入多少，医院付出多少。”

他举例说：“假如国家投入给医院的经费只够医院一年接诊5000个病人，做3000个手术，那医院就只能按照这个标准完成任务，剩下的患者交给社会医疗资源。”但他怀疑，社会医疗资源是否有能力承接这项任务。

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与之有相似的感受。在2014年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上，他说：“对于北京的公立医院会继上海之后取消特需门诊这项政策，我承认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一定是差的。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是现在把特需门诊剥离给社会资源办，公立医院的优质资源不许用，社会资源的优质资源又从哪儿来？”

“这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

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人文研究院联合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8.6%的人赞同特需医疗，51.4%的人表示反对。比例上的微小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议相持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