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医生，他们有专家头衔，有稳定收入，却在医院之外尝试创业。随着医师多点执业的放开，近期由公立医院在职医生们创办的“医生集团”纷纷破土出芽。这一新鲜事物会给患者就医带来怎样的影响？医生从所属于医院的单位人向自由执业的社会人过渡，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不做看客做剑客

林锋、张子谦、谢汝石是三位广州公立医院里的医生，比起伴随多年的专家头衔，今天让他们受到瞩目的却是另一个称呼——“岭南三剑客”。“这本是别人打趣的，没想到就这么叫响了。”林锋对这个颇具江湖意味的称呼很满意。

“我们不做医改的看客，只做剑客！”谈笑间，“三剑客”难掩一身的锐气。

也正是这份拓荒者的“锐气”，让他们迅速置于聚光灯下——体制内的医生创业，能搞出点什么名堂？

4月21日，三人分别成立自己的医生工作室——林锋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张子谦腰腿关节病工作室、谢汝石医生工作室，一起挂单在位于广州珠江新城的爱康君安体检中心，统称“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为患者提供“预约—问诊—检查—开方—手术”一站式就医服务。

之所以用实名制来命名工作室，林锋说，是为了让进来工作的人把这里的医疗行为当成自己的名字去爱惜。

目前工作室已有30余名签约医生，按照“岭南三剑客”的构想，后来者既可以加盟到三人各自的工作室旗下，也可以自己开设其他分支，例如某某肝胆医生工作室，某某神经医生工作室。待自身实力壮大后，医生若想出去另立门户也是受到支持的。

“医生多点执业是一个趋势，我们想通过先行探路，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创业模式，为想要多点执业的医生搭建起一个创业平台，相当于发挥孵化器的作用。”林锋说。

几乎同一时期，与广东遥相呼应的，还有在北京崭露头角的专科医生集团。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房颤中心主任刘兴鹏的手机里存着一张意义非凡的照片：七位身着白大褂的中年医生意气风发，款款走来。该照片摄5月1日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成立前夕，纪念七个人从此成为“合伙人”。

七位医生来自北京市不同的六家三甲医院，在各自医院里都已是业务骨干，最低也是副主任医师级别。这个阶段的医生，有了经验积累，有了见识思考，还有着一点“不甘心”。

“这些年总想着怎么才能在专业上更上一层楼。”刘兴鹏说，“医生的成长离不开大医院，但到了一定阶段，有时也会遇到‘天花板’。”

几年前刘兴鹏在国外留学时，看到了多学科会诊的医疗模式，面对一个复杂的病情，由来自多学科的医生一起配合协作。在我国，除了少数的大型三甲医院可以提供常态化多学科会诊服务外，大多数医院的科室还是“各自为战”。要在一时间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容易，那么，何不在体制外另辟蹊径？

去年国庆节假期，刘兴鹏攒了一个饭局，邀来六位心律失常专业的圈内好友，将这个怀揣多年的想法倾吐出来，没想到得到大家一致认可，成立医生集团的事也一拍即合。

一个想法从萌生，酝酿，再到实现，离不开时机的推动。刘兴鹏说，之所以在去年国庆节开始正式“张罗”，是看到医生多点执业制度的“给力”。

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政策上已为医生多点执业一步步地“松绑”，允许其自由流动，目前行业内仍是观望多于行动。“希望我们先迈出这一步，趟出一条路，帮那些有想法的医生们打消顾虑，放开手脚。”林锋说。

医生自由流动缓解看病难

在医生集团这个平台上，刘兴鹏终于实现了“多学科协作”的构想。但是紧接着问题来了：多学科团队协作需要医生花更多的心思，如果患者术后管理不好，相当于前功尽弃，他琢磨着，如何让患者出了医院还有人管？

刘兴鹏意识到，必须让基层医生这个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加入进来，使患者无论是就诊、住院还是出院，都处在一个“有人包办”的闭环管理中。

为此，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主动找到基层医生探讨合作方式。“基层全科医生和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就像牛郎和织女，分隔在河的两岸，我们希望医生集团的平台能建起一座桥梁，让天堑变通途。”刘兴鹏说。

与刘兴鹏“联合基层”的路径不同，林锋采取的是“分流高端”。林锋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的问诊费是500到2000元，患者不能享受医保，只能全部自费。

公立医院专家号只需14元，患者为何还要选择工作室？

林锋在医院里接诊过一位患者，一进门便说：“林医生，见到你太不容易了，你的挂号费都被黄牛炒到3000块了，我还不如把这钱当面交给你，让你给我好好看看。”

在人满为患的大医院里，像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为了和大专家见上一面费尽辗转。林锋深知患者的不易，但看到诊室内外翘首以待的长龙，又不得不在5分钟便匆匆结束一位患者的问诊。

而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林锋可以花上至少30分钟详细了解患者的症状、病史，甚至生活习惯，分析病情发生的原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让部分有支付能力的人，分流到医生工作室这样的多元医疗机构，既不挤占公共医疗资源，又能获得满意的就医感受。”林锋说。

事实上，林锋的创业想法是受到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的启发，两人是曾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共事将近20年的好友。廖新波是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推崇者，并将这一制度称之为“撬动中国医改的杠杆。”

廖新波认为，受传统就诊观念影响，不少患者认为“名医就在大医院”，从而形成“盲目就医”，“小题大做”，常见病、多发病也扎堆到省市大医院就诊。在他看来，最好的就医秩序是“择医而来”，而非当下的“择院而去”。

“多点执业如果推动起来，医生从单位人过渡为社会人，不附属一个单位，而是跟若干单位签订合约，或者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所服务领域的病人聚集度开展工作，那么患者一旦认可这个医生的能力，无论该医生流动到哪里，患者都会追随而去。”廖新波说。

虽然创业的气氛热火朝天，“岭南三剑客”和医生集团成员均为并未脱离所在医院，他们的“正牌”身份还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多点执业所占用的是下班后和周末的休息时间。

无论如何，一只脚跨出了体制内，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过度，角色转变能适应吗？

林锋认为，在基层医疗机构对优质医生资源的强烈渴求下，医生利用节假日“走穴”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有的是出门诊，有的是做手术，后者在业内俗称“飞刀”。多点执业让“走穴”阳光化和规范化，医生有了多元执业模式的选择，劳动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兴鹏坦言，之所以没有脱离体制，是因为一个大型手术需要的团队和设备，靠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是无法自给自足的，还得把患者导流到自己就职的医院。并且，如果彻底离开公立医院这个主流的就医渠道，医生集团一时间又无法形成稳定的患者群体，医生该给谁去看病？
医生集团能走多远？

2015年初，国家颁布《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最大程度上简化多点执业程序，鼓励探索备案制。政策的放开让部分医生勇敢探路，但仍有许多医生谨慎观望——多点执业，会受到医院的阻力吗？

林锋说，当患者需要手术和住院时，他会把其引流到自己的第一执业点——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相当于在完成医院日常的工作量之外，还带来了额外的患者，医院也乐见其成。

刘兴鹏则将医生集团的执业点选在了河北燕达医院。这家医院和刘兴鹏的第一执业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是对口合作单位，相当于是在“医联体”的范围内展开活动，这是当下比较稳妥而实际的做法。

几乎与刘兴鹏同一时期成立医生集团的，还有他的同窗好友孙宏涛。由阜外医院医生孙宏涛参与发起筹建的“大家医联”已在5月初步获得投资机构千万级规模的投资。近日，又一个医生集团发起众筹，探索发展成为第三方医学影像平台。

如果把医生集团这一模式向更早追溯，1998年，我国心脏外科专家万峰就与人合伙组建了“万兆开心公司”，被认为是我国医疗行业内出现的第一个医生集团。去年7月，张强医生创办的国内第一家跨专科医生集团在上海宣布正式启动，张强也被认为是中国医生自由执业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越来越多的“拓荒者”加入到探索的路途上，一些质疑的声音出现了：近来扎堆的医生集团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医生集团能走多远？刘兴鹏并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热火朝天的创业氛围里，他让自己保持冷静：“医生集团若实现可持续发展，靠的还得是医院里的那套‘老规矩’——医疗安全放首位，诊疗质量贯始终，学科建设是根本。”

他认为，医生创业，如果单纯想着如何解放自身，如何进行资本运作，最终结果必将是大浪淘沙，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再大、再快，医疗和医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翅膀硬了’之前先不要急于出来创业，在医院里好好练上一身真本事是关键。”林锋说，“医生创业靠口碑，没有一身硬功夫，反而会砸了自己的招牌。”

对于未来，林锋也心存一丝隐忧，在多点执业的“生态”形成之前，医生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难免不会纠结。“医院领导要转变观念，不能把医生当成医院的私有财产，更不能给多点执业的医生‘穿小鞋’，否则政策是放开了，但谁敢真的出来呢？”

廖新波表示，多点执业只是医生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的突破口，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是一项综合改革，包括人事制度、支付制度、监管制度、法律法规支撑等多项影响其推行的因素，“路是需要人走出来的，一个人走是小道，大家一起走就成了大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