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国内并不缺乏药品召回的先例，去年先后爆发的“齐二药”和“欣弗”药害事件，中国就已经实施了问题药品召回，武汉、上海等一线城市更是早一步实施了地方性的问题药品召回政策。“目前国内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已比较健全，也有问题药品召回的先例，在此基础上，建立药品召回制度的时机已成熟。问题药品的召回，体现了政府、企业对百姓用药安全和企业信誉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于公众用药安全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杜文民如是认为。

“武汉模式”或为蓝本

关于讨论中的药品召回制度的具体内容，SFDA并未透露更多细节。记者所获取的信息是，方案还在讨论中，初步定有行政强制召回、企业自主召回、行政机关建议企业召回三类方式。

此前，相关媒体的报道集中看好药品召回的“武汉模式”，并认为将是SFDA版药品召回制度的蓝本。针对这个问题，SFDA相关官员谈到，武汉的做法具有试点意味，SFDA相关的实施细则肯定会有所参考。

2006年5月1日，武汉市药监局颁布了《关于限期召回违法药品的暂行规定》，开始施行问题药品召回。
据此规定，有七类药品在强制召回之列：包括药品的成分和含量与国家药品标准不符、国家规定禁止使用、未经批准生产和进口或须检验而未检验、所标明的适应症或功能主治超出范围、未标明有效期或更改有效期、未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产品。而企业在库、没有销售的违法药品则不在强制召回之列。

在操作上，分为企业主动召回和主管部门强制召回，两者的处罚程度有所区分，如果企业主动召回，而且影响不大的，可以免于行政处罚；一旦由药监局刊登公告，在措施上和处罚力度上都会加大。

但业内人士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武汉模式”实际上召回的范围是《药品管理法》假劣药品，而《药品管理法》对假劣药品的处理规定是没收，因此，存在法律上冲突，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从轻、减轻处罚的范围值得进一步研究。

企业主动召回更重要

采访中，对于筹划中的药品召回制度，药品生产企业和业内专家的关注点和主要观点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