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推迟婚育的一个结果有可能是，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不孕率为10%～5%，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中国的不孕不育率由过去的1%～3％上升到目前的5%～8％，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都对生育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来说，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人口数量的减少。但有趣的是，中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在长期处于极低的状态下，总人口数还在不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比如上海，2007年户籍人口1378.86万，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但常住人口仍以3.04‰的速度在增长，原因在于这座城市还有660万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对城市地区的极低生育率有所贡献。”陈卫说。

很长时间以来，一提到城市流动人口，人们就会想起“超生游击队”。“但20多年来，流动人口生育率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它构成了中国城市生育率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卫说，他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1990年，流动人口生育率显然显著低于来源地农村人口，但明显高于目的地城市人口，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却证实，与农村和城市人口相比，城市外来人口成为生育率最低的群体。

“大量流动人口不在移入城市生孩子，比如高校女大学生，她们为城市人口生育率的计算只贡献了分母，而没有贡献分子。”陈卫说，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对城市人口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后果很严重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化标准，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城市，时间是1979年。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上海户籍人口的20.8％，5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户籍人口的3.6％。

“上海本地劳动力总量正在接近峰值。”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发现，2007年度上海市户籍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如果没有重大的户籍等制度改革，上海本地劳动力供应总量将开始减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上升，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他说。

人口结构老化和劳动力短缺，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人口学后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王丰说，目前，中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