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万农民看病有保障

2005年缴纳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费用时，陈普群做梦也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大的实惠。

今年5月，家住江津区柏林镇付家村的陈普群被诊断为直肠肿瘤，在镇中心卫生院住院12天，花去3.9万元。病愈出院后，她按照重庆“新农合”政策，获得2.9万元补偿。这让她避免了举债就医，“政府出了大头，压力小了很多”，陈普群一家年纯收入3000多元，生活并不宽裕。

陈普群只是众多“新农合”获益者之一。

“截至9月30日，851人获得5000元至1.5万元补助，63人次补助在1.5万元以上。”江津“新农合”办公室副主任付胜说，自2003年该区启动试点以来，已有103万人参加“新农合”，除去外出务工人员，在家的农民基本全覆盖。

在推行“新农合”之前，市级卫生部门曾抽取54个乡镇，对农民医疗现状展开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5%农民患大病后有相对医治能力，45.5%要靠借钱医治，不医治的占9.5%。“农民中流传一句话，‘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市卫生局农村卫生处负责人说。

农民“看病贵、看病难”，促使重庆市在2003年，选取江津、铜梁、黔江等6个区县开展“新农合”首批试点，2005年试点区县增加到7个，2006年达到17个，2007年已全面推开。

“新农合”改变了原来以农民出资为主的就医形式，由政府出“大头”。这是一种在政府组织引导下，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医疗制度。

其间，“黔江模式”成为备受推崇的典型，其主要特点就是“政府主导”。

在资金筹措方面，“黔江模式”采取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以及农民个人缴费相结合，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成为出资主体，农民每人每年仅缴纳10元。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补助标准由原来每人每年10元增加到20元，地方财政由10元提高到15元。到2007年，地方财政补贴提高到20元。

这样，在每个农民每年所缴50元保费之中，政府代缴了40元。这种模式让农民以小成本获得了医疗保障，但筹资规模毕竟有限，钱必须省着花。

为防止医生开大处方，黔江区卫生局对处方金额做了硬性规定，同时加强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建设，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鼓励农民就近就医。此外，乡镇卫生院还组成招标联盟，增强药品采购中的发言权。

据统计，该区卫生局制定了535种西药、613种中成药和374种中药的最高限价，使药品价格有了大幅度下降。

今年1月22日，在西安召开的2007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上，黔江区被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局联合表彰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试点县（市、区）”。

“如今，‘黔江模式’已成为全市学习的典范。”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屈谦说，目前，重庆“新农合”覆盖面达到了39个区县，参合农民达到2008万多人，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85%，提前实现了国家提出的到2010年“新农合”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