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距今已经两年半，但造成的破坏与伤害，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在戕害巨量的生命和财产之后，大地震也给存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根据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的介绍，在重灾区北川地区，90%以上都丧失了亲人，大约有24%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其中，“孩子这一块达到30%多。老师最初达到40%左右，干部群体这一块达到20%左右。如果对他们不实行专业的干预，他们很难从创伤抑郁中走出来。”外来的救援者也会被灾难所感染，他们的自罪倾向“明显高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心理援助者们大多都把自己和被援助者的相识比喻为“缘分”，但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会有意识地针对灾民们的特殊时期和特殊群体进行寻觅。一方面，灾区的被援助对象会经历不同的心理创伤期，而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援助规划、方法和手段，而像泥石流、怀孕失败的经历会令受灾者经受新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像学生、干部、高龄丧子家长等特殊群体，更需要更特别的关注和谨慎的援助。

专业工作者面临的工作纷繁复杂。在援助的早期，他们需要进行群体性的调查、援助，寻找重点援助的目标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次伤害的出现，以及援助失败个案的增加，幸存者们多样的人生经历、灾难遭遇和人格，就演变成援助者面前的困境。

多位参与5·12大地震救援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在地震发生接近两年半之时，向南都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所见证的各种心理创伤，还有援助过程中的各种困惑。

更多时间，更多耐心

我原来是精神科医生。其实，灾后精神病人很少，但每个人都会承受心灵创伤。如果精神病医生到灾区是看病的，他看看这里面没有病人，说这里没有精神病啊，不需要吃药啊，就可以回去了。但我们是心理医生，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生活没有信心，譬如，有的灾民本来是做生意，现在地震三个月过去了，还天天躺在床上，眼神还有忧郁。

——史占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

我是跟着红十字会的队伍进入北川县政府的，他们有个部门来接待我。那部门的领导后来自杀了。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跟他仅仅是握了手，擦肩而过，却没有跟他聊聊，帮助化解他心头上的压力。

他们这个部门下面有个女干事，她5岁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了，特别痛苦。我还记得，白天她还问我能不能帮忙，傍晚当我们去找她，她却说：“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已经烦死了，你们这样子说话的人让我更难受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志愿者跟她说，“你只死了一个，有的人死了好几个呢。”

我们国内的心理干预方法，大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心理的东西，我花了二十几年去学，但是近几年，我却领悟到很多方法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做心理干预，第一步是要接纳对象的全部，第二步是建立信任，让他感受到你对他会有所帮助。另外，很多人会关注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情节，却不关注他们的心情。如果有些问题他不愿意说，就不应该具体问，因为每一遍的回忆都会给他带来痛苦，他会拒绝继续与你沟通。

——沃建中，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

有一个老太太，地震中老公没有了，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被人救出来，在北川中学待了一天，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地震这个事，还在到处找儿子，但一谈起她儿子孙子，她就会眼泪哗哗的。她心里还存着希望，而每天希望都会落空，有时她也会意识到家里人死了，因为聊天的时候她会哭，但一直压抑着情绪。这对她心理伤害非常大。

失眠、抑郁、焦虑、健忘、逃避、闪回……这些负面的心理状态她都有。树叶一动，她会一哆嗦，说地震了，就啪啪啪跳开，不跟你细谈；她脑子里还会出现地震的片断。面对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只能两三天去看她一次，让她接受这个现实。

长时间的交往、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很重要。志愿者应该至少半年才轮换，如果来七天八天的，我不接受。做哀伤处理的心理支援，必须是半年，因为只有在建立了信任之后，他才会把痛苦说给你听。新来的志愿者，老百姓会说，我要做饭了，没时间跟你聊。他不接受你的帮助。

——付春胜，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