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时期，特殊群体

我到板房去，经常问大家过得怎么样，他们经常说：“咳，就这么过吧，别人都走啦，剩自己了。政府给房就住着，没有呢就那待着，活得没有劲，也没有意思。”这种话语还是比较多的。（两年多了）还有很多老百姓处在抑郁期。

高危人群一到重大节日，譬如母亲节、父亲节、端午节等，就容易自杀。有个小伙子大年三十剖腹自杀了，肠子都出来了，后来被救过来。他和董玉飞（在震后5个月自杀的北川农委主任）、冯翔（震后一年内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同班同学，都丧失了儿子。这些人必须有专业的心理干预师去援助，志愿者可以搞些社会活动，但这些深度创伤干预他们帮不上忙。

对于干部群体，我没法做持续的支援。因为他们每天要建房子，要接见上级，根本没时间，要找到他们都很难。冯翔事件以后，上面让干部去旅游去散心，但这只是暂时的，回来后这些人又进入战斗状态。

冯翔自杀后，我对他妻子做了一些心理干预。我还记得她是永昌一小的老师，她是上午10点多知道的（自杀消息），当时整个永昌小学老师哭成一片，因为大家都想起了地震场景，又担心自己的老公，担心他们哪一天也会走掉。冯翔的妻子当时看上去很冷静，其实估计她还在（心理创伤的）休克期，说自己很佩服冯翔，因为他肯去陪儿子，而且又能让北川的干部和老师待遇被重视，等等。

我还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哀伤，这种情感可以让别人知道吗？”前两个月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说有个媒体要采访她，但是她不希望接受媒体采访。通过这句话，看得出她心里还是有创伤的，如果从悲伤中走出来的人是无所谓的。我现在还在关注着她。

——付春胜

解放军、武警官兵、消防队员，尤其是野战部队的，第一时间赶到，看到的是最惨烈的场面。这些战士大都是18、19岁的小孩，很多是独生子女，从未见过如此浩劫，心理上也经受了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军人，服从命令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随着身体疲劳，灾区体验多了以后，也会出现PTSD的症状，也需要被援助。

需要援助的还有一些第一时间赶到的记者，很多人回到单位也出现了PTSD症状。

还有一类我们称之为枢纽人群，就是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基层中小学老师，他们本身就是灾民，但又肩负领导家园重建和抚慰中小学生的重担，他们的压力和承担的责任比一般的灾民更加强烈，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武警官兵灾后就会陆续撤走，但是这些枢纽人群无法撤走。

——张建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援助者的困境

我们在四川地震灾区从事心理危机干预，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第一是组织机构多，条块分割很严重。中央政府支持很重要，但是如何落实呢？我们缺乏相应的部门来统一协调。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汶川地震后，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哪怕学过一点心理学都去救助，这个动机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去的人多了后，来了一批咨询师给灾民做了辅导和教育，没有扎根就走，之后又来第二批做同样的事情，灾民就开始反感了。也有人打着心理学旗号，但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或足够训练，甚至给灾民的心理援助带来了负面影响。

——张建新

今后，即使应对灾难的心理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好了，接下去还有很多需要清晰的地方。比如心理援助归哪个部门管。我们国家今年的灾难很多，像飞机失事啊，泥石流啊，洪水啊，可是这些灾难没有人听说有心理干预，即使我想去也去不了。为什么？我找谁呢？谁来接待？谁来做这个事情？不知道。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卫生部说它主要来做，教育部说它也可以做，很多大学也说可以做。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来做更合适。国家就是一个不下定论的姿态。

在国外，心理危机干预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在做。国外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提供资源，然后选择有资质的NGO组织来做。在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所以制定相关的规则，乃至立法，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以肯定和规范。

——沃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