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认为，精神病收治的混乱现状，原因在于制度上存在八大缺陷：首先是，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标准不符；第二，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第三，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医院以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为由，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承认有精神病，成了一个人有精神病的表现；第四，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成年人在法律上被推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和法院宣告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成年人不需要也没有监护人，但实践中，医院往往自动推定送治人即监护人；第五，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换言之，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第六，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第七，司法救济失灵。出院后，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把诉权彻底剥夺，要么误入“医疗纠纷”陷阱，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第八，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经过多年艰难抗争，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根源：精神病医学理论谬误，此外，报告还指出，导致前述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利，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通过此三处对偷换概念，使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成为可能。

建言精神卫生立法

报告指出，至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而中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至2010年已历时25年，目前草案虽已完成，但仍难以出台。

在《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同时，地方的精神卫生立法则不断出现，目前中国已有六部地方的《精神卫生条例》，这些条例几乎是对现行制度的确认，未能解决收治制度中的精神医学滥用现象。对于2009年修改完成的《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黄雪涛律师认为，“草案很糟糕，基本上是确认现行的做法。” 报告指出，现有的草案中患者非自愿住院制度没有实质改变，也缺乏有效的对非自愿住院的审核、纠错机制。报告对立法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最核心的是要对非自愿住院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报告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短期而言，民事法庭应当建立快速裁定机制审理患者诉讼、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患者投诉；长期而言，应该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要求所有非自愿住院都必须获得司法授权。同时，要为非自愿住院病人提供法律援助。建议全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和《残疾人保障法》，把法律援助范围扩展到所有的住院精神病人。

报告还建议，民政部门以监护人的身份对流浪精神病人进行照顾；强行收治“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的决定权由公安机关改为法院行使，同时赋予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直接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利。

最后，报告呼吁我国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的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