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日开始，长春市在朝阳、绿园两个区和九台市试点。据长春市卫生局统计，试点工作运行近两个月，长春市基本药物价格比国家指导价格下降41.3%，与省招标价相比，下降了18.1%，与改革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零售价相比，下降了21.4%。

长春市东朝阳社区居民张桂清告诉本刊记者，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盒阿奇霉素才4.5元，比过去降了一半还多，比药店都便宜。“我担心是假药，就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问，才知道不只是阿奇霉素，好多药都降价了”。

刘永新表示，“如果按原来的招标价执行，流通企业利润会比较大，但违背市场机制。长春市的定价办法比较好，确定一个最高限价，在试点地区同城同价，不能超过这个价，但又与零售商店相吻合。既降低了医疗机构药价，又兼顾了社会零售企业，真正实现了药品同城同价”。

付杰介绍说，朝阳区12个基层医疗机构试点后出现3个变化：一是就诊人数多了，有的社区医院晚上12点还关不上门；二是处方值下降了；三是患者自己带药打针的现象少了，“群众的满意度提高了”。

“721”补偿模式

在实行零差价的同时，长春市确立了“721”的基本药物补偿模式。即县区级财政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总额的70%拨付专项资金；20%的资金保障由各级政府通过购买公共卫生服务实现；另外10%由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开展医疗服务解决。

“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虽然医院收入减少了，但是职工个人收入却增加了”，姚树伦说。

据介绍，龙家堡镇卫生院有职工60多名，以往财政每年只给拨款20万元，医院要自己创收280万元，其中70%～80%靠卖药。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医院药品收入锐减，但是财政拨款从过去的20%提高到70%，职工人均工资比以前提高了200～300元。“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都比以前高了”，姚树伦说。

此外，医院的门诊量出现上升。姚树伦说，现在是淡季，不明显，但是就诊人数增加了10%。

据长春市3个试点区、市测算，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三地共需新增财政补助2600万元，市级财政要增加支出1000多万元。朝阳区副区长葛丽萍说，过去区里按在岗人员的50%拨款，现在按运行经费的70%，区财政为此每年新增支出700万元。“对区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投入，但是还可以接受。今年新增的700万元已经到账户了”。

葛丽萍认为，比投入增加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过去都把基层医院当成赚钱的机构，工资、采暖费都要自己挣。现在明确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目标不是挣钱，而是为老百姓搞好服务。”

“过去一开会，不是这儿发不出工资就是那儿发不出工资，我这个卫生局长都不想干了。现在财政拨款多了，没有再为工资发愁的了。”付杰说。

“目前国家和省里的补偿办法都没有出台，长春市先行了一步。我们希望通过‘721’这样的补偿模式，既能够使医疗机构的经费得到保证，同时又留有一定缺口，激发医疗机构的积极性，避免一味‘等靠要’。”齐国华说。

高平表示，“以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琢磨着怎么为患者搞好服务了。”

据长春市卫生局统计，3个试点区、市今年1～7月日均就诊人次约为886人，8～9月为1065人，增幅20%；单处方均值由35元下降到16.5元，下降幅度为47.2%。朝阳区、绿园区前7个月药品月均收入198万元，8～9月药品月均收入142万元，下降28.3%；前7个月医疗收入月均130.8万元，8～9月为166万元，增幅为27.7%。改革试点前后对比，药品收入减少，处方均值下降，直接减轻了百姓负担。

胶着

“财政拨款比例达70%，除了长春市有这样的实力，其他地区恐怕很难做到。”其他县市的几位卫生局领导这样认为。

据了解，实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后，除了长春市，吉林全省多数基层医疗机构只拿到了省里的一次性补助5万元，有些卫生院连这5万元也没有足额拿到。

“不让卖药，又不给补偿，再这样下去就挺不住了”，一些基层卫生院院长反映，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的这几个月，医院全靠东挪西借维持。赵中立说，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有公共卫生均等化补贴，暂时可以勉力支撑，“如果新年后还是这种状态，职工即使不上访，也会不干了。”

业内人士分析称，吉林省相关部门曾对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如何补偿进行过测算，但是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统计口径与计算方法不太一致，以致在核定收支和任务时很难达成一致。加上国家层面的大政策不出，地方操作起来无所适从。

有基层卫生工作者呼吁，国家应尽快研究基本药物综合改革配套措施，或者用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目前基本药物制度推进艰难的关键在于，从省里到地方都是单一执行医改，执行零差价，其他政策都不到位”。

在中国不少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喝粥财政”的现实下，基层医疗机构渴盼的补偿途径，仍有待寻觅。

补偿机制的滞后，是否会拖慢基本药物制度自身的建设进程，甚至使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机构“另谋出路”、形成反弹，颇令人关切。

除补偿不到位外，基本药物品种不够多、便宜药消失、招标采购“重价格、轻质量”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周岁后的基本药物制度，将如何应对上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