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本质

问题是，学术教育和营销推广真的不需要分开么？《制药业的真相》的作者玛西娅·安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制药业赞助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利润。“如果对利润没有帮助的话，如果这些‘教育’仅仅是教育而对销售没有影响的话，制药公司的管理人员早就卷铺盖走人了。毕竟，这是股东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往外送钱。”

玛西娅·安吉尔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主编。在美国，她是健康政策和医药伦理领域内知名的专家，以对医疗保健系统直言不讳的批评著称。她在其著作中写道：“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他们都是制药业慷慨赠与的接受者——都假装相信这些教育。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教育’费用来自制药公司的销售预算。这提示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到底是什么把戏。就像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既当运动员（销售产品）又当裁判员（评价产品）是肯定会有利益冲突的。例如，辉瑞公司肯定不会毫无偏见地将它的治疗抑郁症的产品Zoloft与葛兰素史克公司的Paxil进行比较，或者是毫无偏见地说出这两种药各有什么好处。我们也不能信赖它告诉我们的关于抑郁症的内容。”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医学会商业赞助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歌德芬格。他表示“制药公司的行为与道德无关。他们并不是慈善机构。因此，如果没有利益关系的话，它们不会捐出大把的钞票。一旦你与魔鬼共舞，要怎么跳可就不是你说了算的。”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上述观点并非愤青之言：医生收取药厂的好处后，多半会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和临床判断。甚至一些不起眼的礼物，比如钢笔、便笺和咖啡杯，似乎都能提醒医生们想起某个药品来。另外一项佐证是，药厂的惠赠举措虽然普遍，但也很有的放矢。据查，心血管专科的医生最受宠，他们得到关照和收取费用的几率一般是家庭医生的两倍。

尴尬的监管

在美国，制药公司正因为与医生的来往而受到更密切的关注。辉瑞去年4月披露，在6个月时间内向4500位私人执业医生支付了3500万美元，用于培训和发展，以及新药的营销。尽管这种支付并不违法，但是关于它的正当性争论却非常激烈。

平和的观点认为，药厂对临床研究人员的诱惑及紧密合作只要不牺牲百姓健康利益、研究客观性和严谨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就怕政府和法规监管不严，利益驱动下总有可能偏离道德底线。基于同样原因，药厂销售代表时常帮助教育有处方大权的医生。

可是，医疗领域的监管总是困难的。目前，美国试图通过《医生阳光收入法案》等法律进行规范，行业协会也出台了相应自律性条款。比如：有的协会同意其会员医生可以接受制药公司的免费吃请和价值50美元的礼品。在他们看来，这种小恩惠无伤大雅。有的协会则要求其会员医生杜绝任何医药代表登门，禁止任何免费午餐及任何小礼品赠送。那些被发现收受回扣的医生还可能被踢出这个行业。这些政策的长久效果尚待观察。

在中国，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将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视为受贿，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不过，更细致的条款一直缺乏，其操作性也被质疑。卫生部出台的《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行业协会似乎尽量避免直接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医师协会有关人员说，学术会议中的商业推广恰似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虽然有越来越普遍的趋势，但是它毕竟不能成为故事本身，否则那就不称其为电影了。“赞助就是在旁边站着，站到中央算怎么回事？这道理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何把握好分寸、做好隔离墙呢？这位工作人员认为这也是令人挠头的事儿。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则表示，这是新问题，将于今年“专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