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关键

记者:NEA在2005年就进入了中国,但直到2008年才投出包括中信医药在内的案子。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蒋晓东:我们确实是花了两三年去看中国市场。医药投资迥异于其他行业,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领域,任何一个环节发展不到位就会阻碍整个行业的发展。其他行业或许可以通过某种颠覆性的商业模式而发生质变,医药领域不太现实。比如中国医药行业一直被质疑"只有制造、没有创造",但美国市场的高度创新是基于消费市场的高药价带来的极高毛利为支撑的。但若药品在中国市场也实行差异化定价,谁来为此埋单?重新走回到公费医疗不现实,完全由消费者个人承担也不现实。商业保险等市场化支付体系迄今仍困难重重,就我们所知各家保险公司中的相关险类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

200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医改重启。从国家高层领导牵头医改办这样的组织建构上,我们看到了国家此次改革医疗体制的决心,这在过去十年都是第一次。其次则是消费市场的反应,2006年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拐点。这4年来中国公立医院的床位数在快速增长;消费市场整体规模也在快速增长,尽管发改委对药品单价一降再降。还有一点,则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经出现,这无疑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做投资就是个"顺势而为"的事情,中国医药领域的发展大方向从2008年以来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就跟着大势走。尽管方向明确,但谁也不知道市场的"临爆点"什么时候会来到,惟一确定的是这个市场十年后会有质的不同。

记者:但流通为何成为首要投资方向?与医药系统性发展的逻辑相吻合,NEA的投资是否也是全线布局?

蒋晓东:尽管医药是个系统性问题,但流通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比如最近上市的某医疗器械公司,其公告某种产品的出厂价仅为3000元,但上市销售的价格却高达12000元。公众很容易就认为,是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才导致了9000元的差价。医药流通领域势必迎来大变革,在规模增长的量变基础上将形成重组整合的质变,就如同在美国和日本等成熟市场。对中信医药的投资,就是在对产业发展、国家政策以及现实情况的通盘考量之下作出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投资了2家CMO(Contract Manufacture Outsourcing,医药合同制造外包)企业、1家医疗服务企业。对CMO的投资,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抢占医药研发的国际化转移所带来的外包机会。欧美大药企的新药研发逐步往海外转移的进程,初步估计这将是个几千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而承接这种转移也能实现国内制造业的升级,药物级别的精细化工显然属于高端制造业。尽管中国之前也有相关产业,但都集中在诸如青霉素等的低端原料药出口。其次则是有助于国内药品生产企业提升生产标准。国家发改委现在鼓励片剂、制剂出口海外,规定出口的药品若返销国内可以准予一定程度的高定价,因为这类药品已经得到了美国FDA的认可、质量上是有保证的。但目前尚没有任何中国生产的片剂、制剂出口海外,国内也只有很少几家的药企得到了CGMP的认证。这项认证是由美国FDA官员亲自做现场调研,涉及几千个环节的问题。

医疗服务领域创业机会多

记者:出售中信医药后,NEA以后会更关注医药领域的哪个细分市场?

蒋晓东:即使医药流通市场,也尚未定局。国药控股目前的市场占有率10%强,这意味着行业前几名还是有机会的。如果碰到合适的机会,我们仍然会投资。我们更倾向于那些市场还处在发展初期的细分市场,比如医疗服务领域,无论是保险、护工、养老等每个环节都处在发展的极早期,在现有中国医药的发展大潮中其未来10年肯定会有质的变化。从西方国家的发展规律看,中国的医疗体系势必会从现在的"医院中心制"转变到"医生中心制",再到"病人中心制"。我们在国内已经发现了这样的案例,比如和睦家。病人一进入和睦家,就有专人上前咨询、分诊、填写相关资料并把病人带到一个休息区。随后无论是CT检查还是医生问诊,病人都无需离开这个休息区,仪器和医生都是围绕着病人来展开服务。再比如护工的培训,未来肯定也会更加专业化。在哈佛大学医院,专门的护理学院是独立于医院存在的。他们的理念是:谁跟病人最接近谁就更重要,显然护工要比医生更接近病人。NEA从现代医疗服务业发展初期,就开始关注和投资这个领域。比如我们孵化的CVS,这家公司提供专科诊疗、日间门诊两大类服务。专科诊疗是通过其在各地建设的连锁式机构提供医学影像、肾透析乃至癌症放疗等服务。其次病人可以提前预约,使得这些服务都可以在日间完成,这样就可以实现居家就诊。美国的住院费用是非常贵的,不比星级酒店便宜。对那些异地就诊的病人,CVS还安排就近的签约酒店入住。

我觉得,中国医疗服务领域的创业机会非常之多。与其做诸如导医这类边缘化的服务,不如做些真正和医疗相关的事情。为什么呢?导医在很大程度上经营的是医院的挂号资源,这些资源是别人的而不是你自己的,并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