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佐证。2000年，朱幼棣调任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就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发表讲话后，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却当面告诉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书记你来讲。"

而朱的一个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的朋友告诉记者，像他一样敢说真话的人在官场上并不多见，"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里说"。

不过，这个在《大国医改》中言语犀利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语速很慢，声音很小。有时，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挤出一句话。但如果说到开心的事，他眼睛眯起来，头偏向一侧，咧嘴笑着，带着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幼棣曾经在新华社的同事吴晓波，如今已经是著名的财经作家。他还记得，每当朋友们围在一起纵论天下时，"老朱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直到高潮将尽，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在吴晓波看来，"老朱"可是个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公认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这也是段相当艰苦的写作历程。"涉及的领域太多，要研究的东西也太多。"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本以为15万字就能打住，但最终却写出了近40万字，以至于出版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年。

不过，正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他甚至担心，"没有超越部门、超越行业的东西，只让几个部门自己进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经见证过计划经济的尾巴。至今，这个前记者仍保留着一本泛黄的采访本，上面记录着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那时还很年轻的朱幼棣发现，当时"连一年要生产布鞋多少双，铁钉多少吨，都要由中央开会讨论，计划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发生了，在那些即将被压缩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听到部长们的叹息："我成了最后一任部长，该怎么向这个行业的几百万职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医改也是一样。"朱幼棣说。在他看来，改革必须"管办分离"，只有管办分开，原有的部属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它们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医改问题，这个看来并不复杂的思路，却总是无法推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总有人以医疗的"公益性"为由，反对放开市场。

"公立医院垄断了85%的医疗资源，管办不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就没法推行，原有的问题还会一直存在。"他皱着眉头说。

事实上，朱幼棣打心眼儿里并不喜欢这个让他陷入舆论漩涡的医改话题，"特别累"。如果话题转到他喜欢的地理、历史、珠宝鉴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话也立刻多起来。

可眼下，他从这场正在进行的医改上，并没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达到他心目中"穷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标，"还离得很远"。他甚至悲观地觉得，如果不按照"四个分开"的思路走下去，"没戏！"

其实，这些医疗乱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没什么关系，他如今"拿着医保蓝本儿"，享受国家给予的医药费全额报销福利。但他从没有忘记，在他上个世纪70年代考入大学以前，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品尝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辛，"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矿工的秉性。"

更何况，在朱幼棣看来，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