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中国创造”　　

医改已经为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带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2005年，中国政府就出台了“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旨在到2020年达到“创新驱动国家”的目标。2008年末，中国政府又出台了76条具体的政策。

目前，中国自己培养的高素质科技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已经在海外工作多年，没有这些高素质人才，中国的创新政策将是一纸空谈。为此，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吸引海外人才归国。

随着经济持续低迷，以及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大型制药公司总部的就业市场不景气，这一策略已经初现成效。总的来说，在过去10年中，有约80000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并在学术机构和企业工作。一大部分归国人员是来自生命科学行业。

当然，这种情况也给西方制药公司带来一些威胁，尤其是从长远来看。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将促进技术向中国本土制药公司转移，从而导致西方大型制药公司的关键技术岗位被有效拆分，最终导致以中国为基础的、全球竞争性的生命科学部门的成立。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制药市场被仿制药和传统中药所统治。中国在药品研发方面已经被削弱，由于创新研究的基础缺乏，而且没有风险资本的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平台以及对新生物技术公司的支持。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是如此。但中国正在积极改变，通过在关键行业投入大量政府资金，在一、二线城市建立大型的科学技术园区从而吸引人才和新技术。

但是，鉴于美国已经拥有一套高效的基础设施，包括通过风险投资、大学许可支持新的技术以及数十年来培养的资本市场专家，期待这一切在中国几年间就能做到有点不太现实。中国目前还没有经验丰富且已经取得骄人业绩的风险投资方面的专家。

在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正在由合同研究机构（CRO）所提供，主要包括本土以及外国公司在国内的分公司。大多数重要的制药企业正在与CRO公司合作，从而建立他们在中国市场中的临床研究和生产地位。中国的CRO行业，2008~2014年的年增幅将达到18%，与此同时，临床前研究和I期临床试验的增幅将达到7%。

CRO行业发展的趋势是，远离纯粹的有偿服务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随着CRO公司继续获得治疗领域经验、公司运营经验，同时与他们的客户建立积极的关系，许多生物制药公司正在和他们优选的CRO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过去的5~7年间，一批领先的中国CRO公司已经生根开花。这些领先的CRO公司的高层都是“海归”，他们不但负责日常事务和公司的成长，同时也培训了一大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本土人才。对于中国本土的CRO公司来说，新的需求来自中国国内的制药公司、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委托创新的生物学术机构，这就需要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和专家。

另一个创新的源泉来自西方生物医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资深科学家。由于从新发现至开发一个真正的创新药物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一些新的、获得良好资助的中国生物技术新兴公司决定从其他公司购买具有良好试验数据的化合物，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公司。北京的百济神州（BeiGen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公司由宝诺公司的创建者之一John Olyer、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前投资者，以及已经具有成功获批新药的两位药学家合作发起。而位于上海的Hua Medicine，则由罗氏中国前首席科学家担任CEO。位于南京的先声药业则已经在纽交所上市。

但是，中国制药公司的研发活动仍处于初级阶段，其潜力尚没有完全发挥。中国制药公司的谈判技巧比较粗略，而外国大型制药公司在管理合作伙伴和IP风险方面仍然比较谨慎。　　

人才难题　　

那么，在中国创建创新型国家方面存在着哪些重要挑战？首先，部分中国传统的研究经费分配过程有论资排辈的习惯和过多的人脉关系，而不是以业绩为主，从而导致一些价值不大的项目获得资助，而一些有价值的项目被忽视。为此，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资深科学家呼吁建立一种透明、一致和以业绩为主的政府资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项目由本领域的国际专家来判断，且这种体系与政治牵涉较少，从而使得需要长期投资的有价值的项目能获得充足的资金。其次，中国追求“破纪录”的经济增长，渴望成为全球第一大国或增长最快的国家，而开发新药往往会事与愿违。

对于外国制药公司来说，另一个挑战是对中国本土工作人员的管理。学成回国的海归员工过于分心，随时准备创建自己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自己成为老板。”合肥Lifeon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建者海归人士陈昌友如是说，这是一家从事抗体研究开发的公司。“但是，开发一只成功的药物需要耗费多年时间，同时付出巨大的合作努力。”他说。

人力资源专家说，这种快速致富的心态导致浮躁、焦虑和中国许多行业雇员的高离职率，这当中就包括了生命科学公司在内。高离职率增加了企业经营和雇佣、培训新员工的成本。

最后，中国创新的长远未来最终取决于人才和年青一代的创造力。海归现象的持续将有助于中国建立一种科学、技术坚固的研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