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今天，虽然儿童的健康水平已有提高，但隐忧已现：综合性医院的儿科渐渐萎缩，儿童药物严重不足，儿科医生正逐渐撤离岗位。此外，儿童药物缺乏导致的“无药可用”、“用药不当”，特别是临床“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滥用引发的药源性疾病，以及一些重要儿童疾病缺少权威指导等问题也都危及儿童健康。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做出适当的政策安排。否则，缺医、少药，儿童的健康将以何维系？没有健康，又何谈“智”、“富”、“强”？

儿科告急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梁启超憧憬一个“少年中国”，留下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的激情文字。

2011年的今天，虽然儿童的健康水平已有提高，但隐忧已现：综合性医院的儿科渐渐萎缩，儿童药物严重不足，儿科医生正逐渐撤离岗位。

在公立医院运行主要依靠药品、检查收入的背景下，因为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儿科日益沦落为医院的“边缘”科室，缩减儿科病床的有之，取消儿科病房的有之，撤销儿科的亦有之。有人甚至提出：“综合医院儿科不断‘萎缩’乃至被撤销是大势所趋。”

在综合性医院儿科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儿科医生青黄不接、捉襟见肘也即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位资深儿科医生告诉笔者，她毕业时，“儿科系出来的都抢着要，现在是没人愿意干儿科”，因为儿科“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这在全国综合性医院都是“铁一样的事实”。

于是，鲜有医学生主动要求进儿科，即便进了儿科的医生，也往往会被“残酷”的现实打败，想方设法离开这个“医院不待见、家长不理解、自己也想不通”的地方。

而综合性医院儿科的江河日下、儿科医生的后继乏人，无疑加剧了儿童看病难——为避免耽误孩子，家长往往不得不长途奔波、扎堆去儿童专科医院就医。以北京市为例，2009年，该市两家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的门急诊人数和出院人数分别占到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儿科就诊量的46.5%和51.3%。

为突破困局，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不少地方提出新建儿童专科医院、强制综合性医院恢复儿科等策略。

上述举措可望缓解儿童挂号难、看病难的矛盾，但并未触及儿科发展危机的根源——人才流失。有评论指出，如果大多数医学生仍然将儿科作为最先排除的方向、如果大多数儿科医生仍然在儿科岗位上谋划着跳槽转行，那么，儿科就仍然将在寒冬中瑟缩。

此外，儿童药物缺乏导致的“无药可用”、“用药不当”，特别是临床“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滥用引发的药源性疾病，以及一些重要儿童疾病缺少权威指导等问题也都危及儿童健康。

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作出适当的政策安排。否则，缺医、少药，儿童的健康将以何维系？没有健康，又何谈“智”、“富”、“强”？

儿科，成为“负担”之后

对中国2亿多儿童及其家庭来说，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儿科医生流失，意味着什么。

1984年走上儿科医生岗位的沈医生，完全预料不到26年后的今天，要如此辛苦地去爱这份工作。

她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我是医疗系毕业，分配到综合医院的。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孩子很可爱，主动要求来儿科。”

在沈医生的印象里，刚上班那会儿很累：“早上7点进病房，就是不值班也得晚上9点才能走，抽血都要医生自己动手。”

现在，已经是儿科教授的她仍常常感觉忙碌，同时多了些痛心：“那会儿光我们西医儿科就50张床，现在西医儿科和中医儿科加起来才28张床。科里同事也不时传出跳槽、转行的消息。”

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儿科医生流失并非孤例，而是一个经年持续的现象，一些综合性医院的儿科甚至早已关张。这种情况在基层医院更为严峻。

这也使沈医生在权衡自己跟一些儿科同行的境遇时，有时还不免感觉“庆幸”——毕竟她所在的医院还没有取消儿科，毕竟这家三甲医院还能给她需要的职业空间。

而对中国2亿多儿童及其家庭来说，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儿科医生流失使得儿科医生变少了、变集中了，为了避免耽误孩子，家长往往不得不长途奔波、扎堆去儿童专科医院就医。

特别是在近几年生育高峰的背景下，儿科服务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包括医院、医师等在内的儿科服务能力并未相应增加，于是，给孩子看病越来越让家长头痛。

综合性医院的儿科是否真的应该逐渐淡出？儿科医生是不是必须接受“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现实？儿童看病难的矛盾如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