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走了

儿童专科医院扩张着，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着。进退之间，儿童看病难的病灶扩大了。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所引发的儿科总诊治容量、诊治能力的减少速度，快于儿童专科医院相对应的增加速度，特别是儿科医师的短缺，使儿童看病难问题雪上加霜。”

在朱宗涵看来，儿科医生短缺，系因儿科医生这份工作“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容易令儿科医生选择撤离。

北京市卫生局的采访回函对此并不讳言。文内写道：“因为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挫伤儿科工作人员积极性，造成儿科人才流失。”

根据沈医生的经验，儿童通常没有主诉，号称“哑科”，病重的孩子甚至不会哭，并且病情变化非常快，这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儿科医生凭经验去判断、观察，要特别细致，责任心强。

几位接受采访的儿科医生都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儿科对医生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但儿科医生的收入在医院即便不是最差的，也基本是垫底的。

沈医生说，“同行一听是儿科的，往往就会说，哦，小儿科的，这个含义很丰富，有时候是指技术含量不高，有时候也是在说你挣的都是小钱。”

丁洁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国际儿科学会常委。在她的印象里，“国外的儿科医生也会抱怨待遇等不如别的专业的医生。比如，美国儿科学会的同行会开玩笑说外科医生是quarter(25美分)的医生，自己是penny(1美分)的医生。这说明国外不同专业间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异，但中国更加突出。”

沈医生回忆了一次自己被投诉的经历：患儿头次来时，她看患儿白细胞不高，就没给开抗生素，过了3天，患儿又来了，另一个大夫再查血常规看到白细胞高，就给开了抗生素，反过来家长就投诉她。“后来我了解到，患儿头次回家已经好了，但家长给洗了个澡，就又发烧了，这其实是2个病程，但家长对医学知识不了解，就希望孩子赶紧退烧，发现我没开抗生素就急了。”

沈医生说，“我也算是高年资医生，但有些很蛮的家长根本不尊重我，甚至还会骂我，有时候我都不敢说话，我觉得我要再说话他就会扇我了。”

丁洁说，不但儿科医生，从整体看，中国医生的职业满意度都不够好，这与其受教育程度、工作强度、承担的压力等并不匹配。“从收入讲，国外医生即便不是最高，也是高水平的，中国医生最多是平均水平。再说医患关系，很多医生都说患者对自己不尊重，更谈不上信任，自己做得很寒心。”

种种缘由下，感觉不到前途的医生纷纷离开儿科的岗位。

沈医生说，她的大学同班同学中还有2个被分到某综合医院儿科，但她们早就先后辞职了。另有1个同学本来搞公共卫生，但因惦记临床，就设法调入儿科，在那里做了几年，感觉又苦又累，健康也出了问题，就又转行了。跟沈医生同期进入儿科的共有4位医生，现在就剩她一人。

沈医生感觉其所在科室“老龄化”比较严重。2007年儿科一共17位医生，年龄最小的20多岁，再就是三十多岁了。这两年科室一边招人，一边走人，目前是19个人，其中，20多岁的3位，30多岁的4位，剩下12位都是40岁以上的。

由于北大医院儿科的历史和传统，丁洁说她并未感觉医院儿科有人才危机，“但我们医院儿科的情况，在综合医院里应该是比较特殊的，而且我们的医生也会因为付出和获得不对等而不平衡。”

北京市卫生局亦将儿科人才列为比较突出的矛盾，该局在采访回函里表示：“长期以来儿科不受重视的现状导致儿科专业医师培养不足、流失严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难以完成正常门诊和病房治疗工作。”

朱宗涵表示：“目前儿科医师缺乏、床位短缺的现象非常突出。多数医院儿科医师队伍面临的不是如何去发展，而是如何去维持。”

根据朱宗涵提供的一组数据：2008年，中国约有儿科医生61700人，占医生总数的1.62%；儿科床位258224张，占床位数的6.4%；综合性儿童医院68家(政府办48家)；与此同时，中国0～14岁儿童2.37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7.88%，计算可知中国每千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此外，中国儿童平均就诊约每年3～5次。显然，包括儿科医生、儿科床位等在内的儿科资源相当紧张。

“需要重视的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儿科医师，仅仅依靠扩充床位数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在朱宗涵看来，倘若比照美国每千儿童1.5个儿科医生的配置，中国至少还缺20余万儿科医师，即使将儿科医生配置数量的目标减半，未来10年每年仍都需要增加1万名左右的儿科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