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系没了

现实是，在医学院校生源紧张的大背景下，愿意从事儿科的医学生更是少之又少。

朱宗涵告诉本刊记者：“国内医学院校取消了儿科学专业，儿科医师缺乏来源，也难以保证质量。”

这要追溯到1998年。当时，教育部为了拓宽专业面，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

在此次专业调整后，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纷纷关闭。创建于1955年、国内4所最早开设儿科医学专业之一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亦在其中。

朱宗涵说，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全国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这些重要的问题，无人过问和关心。其结果是，十余年来，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5000人。

有人认为，这次专业调整，几乎动摇了中国儿科的发展基础，对儿科发展的影响难以估量。

朱宗涵向本刊记者评论道：“这事实上切断了儿科医师的稳定来源。”

据他介绍，目前儿科医师的来源大致有3种：一是各级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二是攻读儿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三是其他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研究生，出于各种原因选择儿科就业者。其数量远远弥补不了每年自然减员的儿科医生数量。

在朱宗涵看来，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在本专科阶段的儿科学教学安排远远少于原儿科学专业，只具备最初级的儿科知识；其余两种来源的儿科医生，本来所占比例就很小，而且他们仅在儿科学的某个四级学科中(如儿科学下儿内科中的消化专业)或其他二级学科(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等)学习了很狭窄的专业知识，因此，在中国儿科专科培训制度和体系均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培养成为合格的儿科医师，难度很大。

丁洁对儿科系的关闭并未显现出太多忧虑。“我的观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我觉得好的儿科医生，其出身未必一定是儿科系。儿科系出身的儿科医生，其专业思想比较稳固，能很快进入角色，但临床医疗系出身的儿科医生，视野更为开阔，未必就不能成长为好的儿科大夫。”

朱宗涵对儿科系关闭的担忧还与目前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够健全、培训基地严重不足有关。在他看来，多数培训基地只能满足本单位的需要，而基层医院和综合性医院儿科缺少儿科专科机构中系统的、规范化的临床技能培训条件，无诊治儿童急性传染病的能力，无固定的儿童急救专业培训条件。“加之儿科在医院地位较低，培训经费困难，医生接受培训和外出学习机会较少，专业知识、专业理论、专业技能较差，临床经验不足，应急能力较差，对危重病抢救能力不足。”

朱宗涵春节前去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医院基本没有专职的儿科医生，医生往往同时负责内科、儿科，缺乏儿科专业能力，基本没有儿科抢救设备，即便配了设备，也多没有经过系统培训。

针对儿童看病难的矛盾，北京市卫生局在采访回函中表示，该市已计划“规划建设1～2所新的儿童医疗机构，提升儿童就医服务能力”，但由于“新建儿童医院尚未选址，且建设周期漫长，医院正式投入运营的时间不能确定，目前仍以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提升儿童诊疗服务能力为主”。

与北京一样，天津、南京等地都将增建儿童专科医院以缓解儿童看病难。

而在朱宗涵的设想里，三级医疗资源的合理分布应呈金字塔状，即基层医院应承担最重要的医疗服务内容。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基层儿科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培养社区儿科医生，不但使基层儿科的硬件设备提高，还要使基层儿科有良医，这样老百姓才会愿意去，儿童看病难才能迎刃而解。”朱宗涵说。

这显然是一个更为困难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