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顾昕看来，医保筹资水平高，只是神木模式的一个侧面，另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当地形成了一种以民营为主体、充分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化格局，导致当地的医疗费用较低。“神木模式在其他地区的可复制性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应的财政支付能力，二是当地的医疗服务市场格局及相应的医疗费用水平。”

与考验政府财力的神木相比，在高州模式中，政府更多的是“无为而治”，“它的重点在于政府愿不愿意放权。”庄一强说。

走低价路线的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被视为“让患者看得起病”的典型，其药物收入的比例只占全院收入的30％多。“高州的模式是政府没有给钱，但是政府完全去行政化，不再干涉医院的行政权、人事权和财权，完全放手让院长一人决定医院的事务，虽是公立医院，但有点像完全按照私立的模式去运营。并且医院大胆创新，做一些原本县医院不敢做的手术，像心脏手术，而且它的价格是省人民医院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左右，这样病人就多了，医院收入也多。”庄一强解释。

“神木模式我们显然很难拷贝，因为政府可能也没那么多可自由支配的财力，而且它是投向医保的，并不能减轻医院的沉重债务负担。高州模式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医生谁愿意呢？如果这样做，医生就很苦很苦，工作量可能要翻番，但报酬却不会同步增长。”前述靖江市人民医院的科室主任告诉记者。

机制改革取道理事会制度

在县级医院改革之外，在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等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也是公立医院改革今年的重点。《安排》中，针对公立医院改革中的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等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问题，给出了相对明确的实施方案。

《安排》指出，深化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推进管办分开。医疗服务的监管职能，在公立医院试点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而政府的办医体制究竟如何实现，在此次《安排》中给出了进一步说明：采取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等多种形式确定政府办医机构，由其履行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职能，负责公立医院的资产管理、财务监管、绩效考核和医院主要负责人的任用。

此外，《安排》还明确，要探索建立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事实上，理事会能真正行使职权是这个治理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所在。

在顾昕看来，管办分开是理事会制度运行的前提，“管办如果没分开，理事会制度是瞎掰。”

在此次《安排》中，对公立医院理事会成员，明确应包括政府有关部门代表、政府办医机构代表、医院职工代表、服务对象代表、专家学者等。对公立医院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责权，《安排》中也作了划分，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发展规划、重大投资、院长及医院管理层薪酬制定等权力由政府办医机构或理事会行使。而公立医院将享有独立法人的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其经营管理责任得到强化，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人员聘用和内部收入分配。

此外，文件还明确，公立医院院长的任用制度将进行改革，将探索公开招聘院长的方式，突出专业化管理能力。而且，为强化成本核算与控制等财务管理制度，公立医院还将探索建立公立医院总会计师制度，实施内部和外部的审计制度。

“总之，公立医院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进行战略管理，制定决策，改变行政化体系下的没人负责的局面。”顾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