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95%的心脏导管实现了重复使用，而我国全是一次性的

中国青年报：“过度治疗”的情况普遍吗？

胡大一：普遍。美国有，印度有，中国也有；30年前有，10年前有，今天还有。

两名美国医学专家今年年初发表文章，举了两个极端例子来说明“过度治疗”。一个例子是讲，一名50多岁的美国男性患者，在短短5年时间，做了50多次心脏造影，换了27个心脏支架——中国的最高纪录是13个支架。

另一个例子是，一名48岁的美国女性，因为胸疼去看病，先做了CT检查，发现心脏冠状动脉有些似是而非的病变，又去做造影，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搭桥后，桥血管出现血栓，病人出现休克，最终只能做心脏移植手术。其实，这个人本来只是得了焦虑症。

我们社会也有很多“过度治疗”现象。我国每年约有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约20万人死于药物滥用。很多人一感冒发烧就去输液，医院里到处都是输液的人。这在美国、欧洲、印度、古巴是绝对看不到的。现在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不少老年人即使没病，也会定期去医院输液，因为他们认为，输液可以稀释血液，防止脑血栓，这其实是有害无益的。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治疗”？“过度治疗”现象会产生什么后果？

胡大一：首先，我们要体谅一些医生的苦衷和困惑。“过度治疗”有时很难避免，医学中存在大量未知领域，很多疾病的具体原因不清楚。比如90%的高血压患者，我们都说不清患病的具体原因。为此，一些医生难免使用不需要的技术。有的医生是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把网撒得稍微大一些，为的是最后捞着鱼。

我们也不能忽视，目前传统的医学模式很容易让医生产生“科学主义”、“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生物技术崇拜。举个例子，一个经常胸闷、心悸的年轻女性，医生对她的诊断可能出现两个流程：

流程一，医生单纯地从生物学角度思考，建议她做心电图、CT、造影，但最终可能发现患者均属正常。于是医生说，我用最先进的技术帮你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但结果是，病人的疾苦没有解决，没必要的检查还给她带来一生的癌症风险。

流程二，如果医生经过了培训，不但会考虑病人得病的生物因素，还会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可能就会打开视野、跳出怪圈。他也许会发现她没有冠心病的家族史，也没有其他危险因素，得冠心病的几率极小。那么，这种症状很可能是由焦虑、惊恐引起的。如果他拿量表给病人测量，再多交谈几次，可能也会给病人摘掉冠心病的帽子，并开一些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这样，患者免掉了很多成本高、有创伤的检查，而且感到很温馨，实现了“医患和谐”，还治好了病。

另外，“过度治疗”与医疗体制的趋利性有关。现在很多医院攀比毛收入，如果一家医院买了CT机、造影机，他们就会想，这台机器必须要用，多少年内要收回成本。科室和医生的奖金也直接和开出的药品和检查单挂钩。如果医生不能完成医院分派的“指标”，会被扣奖金。

再比如心脏支架，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还有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人、不同病症应选择不同的支架。在美国，20%~30%的比例是使用金属裸支架，在德国和瑞典，金属裸支架使用比例为5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是，大家一窝蜂地、近100%地使用药物支架。因为医生可能说，便宜没好货。为这个问题，我多次提出要改革，但还是很难解决。厂家卖两三千元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医院也是一样，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经济利益。

大家可能不愿正视这样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中国青年报：有人提出，“过度治疗”还与普通民众盲目信赖技术有关，这也让一些医生感到有压力，如果有高端技术不用，很难获得病人信任。

胡大一：是的。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医生认为放支架是治疗一些心脏病的最好方法，很多病人也是这么想的，不放支架他还不放心。医患双方都对技术存在过度崇拜。特别是有钱的、医保条件比较好的人，你不给他做最贵最先进的检查他还不干。现在有少数医院，不是按病人需要和具体病情进行体检，而是看病人能付多少费用，然后就像打包一样，给你介绍各种“档次”的检查。其实在医学领域，便宜是有好货的，关键是看病人适合什么。

所以，“看病贵”问题不仅是医疗费用高的问题，过分依赖技术、对病人进行“过度治疗”也会推高医疗费用。我们应该热爱技术，但绝不能盲目崇拜技术。

另外，医疗消耗品不能重复使用，也间接抬高了医疗费用。在德国，95%的心脏导管实现了重复使用。而在我国心脏导管全是一次性的。如果对于高质量的消耗品，包括肾脏透析用品等，能规范消毒、加工处理——这在生物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避免很大的浪费，降低医疗成本。

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在考虑医疗器材重复使用的问题。德国已全面实行医疗器材重复使用，这在德国已不仅仅是一种消毒技术，它还成为德国环保型、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美国也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程。我国却没人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