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村民

甄建国等连夜从定州赶来的“卖血者”领到的登记表上，工作单位一栏都被填成“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户籍所在地则是“外埠户籍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

上午9点30分，两辆印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献血车，驶进长沟分院大院。

随即，大院内各个“血头”和领队，开始给每名卖血者分发登记表。

这是一张北京红十字会无偿献血登记表，早已被人填写完毕，包括献血者本人的两个签名。

其中包括是否一周内患过感冒，是否有传染病等35项身体健康信息征询项均被打了叉号。

甄建国等连夜从定州赶来的卖血者领到的登记表上，工作单位一栏都被填成“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户籍所在地则是“外埠户籍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献血次数和最后一次献血也都填写工整。

小张等人领到的登记表，除了长沟镇所辖村名、自己签名等不同外，其余大致与甄建国等人的一样，献血数量统一为400毫升。

此时的长沟分院大院内，十几名身穿西装的男子站在几辆轿车旁，自称来自长沟镇所辖村的村委会，登记表上写有他们各自的村名。

领到表后，这些卖血者走上了长沟分院的楼。

三楼的楼道里，手持表格的工作人员用3张桌子将楼道隔断，来自定州、固安和大钟寺地铁口的200余人在桌子外排队。桌子内，一名女工作人员喊着：“南正(长沟镇一村庄)的排在这边”。

楼道另一侧，一名警察和两名保安坐在献血室旁的楼梯口。

各村委会人员、“血头”不时在楼道走动，维持着现场秩序，也计算着各自村的计划人数是否到齐。

“我们村还差俩，你再给我两个。”一名村委会人员边吸烟，边向拿着表格的工作人员要人。工作人员索性将表格放在桌子上，按照表格清点人数。

在这张没有表头的表格上，详细记录着长沟镇20余个村的名称、全村人数，以及需要上站献血和最终需要献血的人数，最终献血人数约为全村人数的1%。在第一张表格上，献血名单上的合计人数为200人。

此时，一名男子喘着粗气跑上三楼，径直挤进人群，插到了队伍前面。他没有赶上大钟寺地铁口的专车，转了2趟公交，才刚从朝阳区赶到了长沟分院。

这名男子说以前都是在街头无偿献血，最近一次刚准备上车时，被在附近溜达的一名“血头”拽住，“你傻呀，要献血我给你介绍，安全还能赚钱”。一天前，他被通知到这里等车。

他瞥了一眼领到的献血登记表，说一句“编得太离谱了，我哪里献过9次血”。

桌子内侧的3个房间里，分别被用作初检、验血和抽血的房间。

工作人员分别检验身份证、检测血压、验血和抽血。

当工作人员询问一名戴眼镜男子眼镜度数时，男子说：“一个300度，一个600度。”工作人员认为不符合献血要求，该男子随即改口称“度数降了，500多度”，随后顺利通过。

献血指标

“对未完成下达献血指标的村，少献血1人，罚款500元。献血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年终对干部的考核内容及五好党支部的评选条件。

下午1点钟左右，“献血”结束。

来自大钟寺地铁口的“血头”，将钱发放到领队手中，再由领队发到卖血者手中。

350元、400元、500元、有人自称甚至拿到了800元，这些人抽出相同的400毫升血后，得到的酬劳并不一样。

当过小“血头”的小张透露，之所以酬劳有差别，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血头”存在，“血头”通过一层一层的下线拉人卖血，卖血者上面的介绍人越多，拿到手里的钱就越少。

来自大钟寺地铁口的一名小“血头”称，每400毫升血，跟村委会的报价不会低于1000元。

现场两名长沟镇所辖村的村委会人员证实，这些酬劳全部为村委会支出，但“雇一个人只有六七百。”

他们坦言，所在乡镇每两年便会组织一次献血，每次都会发放文件，规定献血人数的指标，“这是分下来的任务，不完成行吗？”

今年年初，镇政府开会，每个村发了一份文件，规定了上站指标和献血指标。村里在大喇叭上喊了几天，但是没有一个报名者，为了完成任务，村里只能求助于“血头”，出钱雇外地人完成献血。至于村委会如何与“血头”联系，这些村委会人员不愿透露。

对此，相关村的村民大多直言并不愿献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便村里另出一部分献血补助，但仍不愿献血，因为这个收入并不是什么大数目。还有的一些村，村民称就没听说村里组织献血一事。

“如果老百姓真献了血，回头说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找到村委会也是麻烦，原先就有过这事。”一名村委会人员称，所在村原本有两个报名者，想到花点钱雇人献血省了不少麻烦，干脆报名者也没有安排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