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表示，我国对乳品和其他食品行业的检测标准，的确存在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标准不同、部分指标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案例 4

我国允许的“农残”量要比欧盟和美国高出数倍；植物奶油被曝光有危害，但我国没有强制性的限量标准；“蜂胶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在树胶里添加芦丁、槲皮素等黄酮类物质，人为提高了总黄酮含量，反而“符合”了蜂胶国家标准……

探因

“有些标准二三十年不变”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屡屡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标准质量不高、滞后的问题。

我国的标准化法1989年开始实施，形势早已发生变化，标准化法修订工作开展近十年，目前新法仍未出台。《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遗憾的是，有些标准长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变，不但给一些造假企业钻空子提供了可能，也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国家形象。”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如是说。

企业常赞助食品标准制定

“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说，往往标准低一点，就有大量企业被放进去，标准一高，一些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而我们的某些标准恰恰是迁就了一些落后企业。

邱宝昌解释说，我国共有几万个标准，当时制定的标准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及论证，费用较高，而国家对此补助有限，不少花费往往是企业赞助，一是“更新”慢，二是掺杂了企业的“意志”，有些企业就成了低标准的受益者。

观点

“标准制定应去掉企业声音”

如何健全和提高我国食品标准？在邱宝昌看来，当务之急是“标准的制定应该去掉企业的声音”，由国家层面组织有公信力的业界专家等参与，过程要公开透明。

“既然是食品安全标准，就不能‘内外有别’，应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从严。”邱宝昌说，提高标准，既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负责，也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需要。

食品标准的提高，还应改变令出多门、不统一的问题。

此外，标准的提高还应发挥第三方机构的预警作用。专家建议政府建立激励机制，与第三方机构及企业间形成风险预警网络，构筑联动机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掌握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