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主任遭查

重庆医保窝案的查处来得并不突然。2011年1月5日重庆召开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在会上针对重庆区县发生的几起医保骗保案，当场批评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王姓领导，说“不要以为你就没责任”。

马正其随后表示，今年是重庆“社保资金监管强化年”，将对涉及医保等各类社保领域的违规违纪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追究当事人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

就在马正其作以上严肃发言时，重庆医保系统知情者称他看到坐在前一排的医保中心主任王宏突然起身走出会场，脸色苍白，很久才回来，“我感觉他当时可能就预感要出事了”。

几天后，王宏被纪检部门带走。

医保系统“地震”还波及到了重庆市卫生系统。以上知情者称，与此同时，重庆市卫生局下属的药品集中采购服务中心主任邓先碧等人也被检方带走，同样因为涉嫌接受药商贿赂。

重庆市卫生局不愿具名的人士证实，邓先碧在今年初被检方带走，目前案件还在深挖和细查，“不知道卫生系统还有哪些人会受到牵连”。

2011年5月23日，重庆市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决定，免去邓先碧的重庆市卫生局副巡视员职务。

邓先碧曾任重庆市卫生局规财处处长，2000年重庆试点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后一直分管招标工作。

“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要顺利进入医院，还必须跨过集中招标采购这个门槛。因此，招标办、评标委员会成员、卫生部门等都是公关对象。”重庆医药界资深人士透露，每次药品招标，全国各大药厂老总都大包小包地提着公关所需费用，到处“勾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吃饭、拉关系、做工作。

“如果不公关，一般情况下药品很难中标，所以卫生系统官员因此落马，一点儿不稀奇。”以上人士说。

推行药品集中招标制度的初衷，是在确保药品质量的前提下，挤掉中间“水分”、压低虚高药价,规范医疗机构的购药行为和药品流通秩序。但重庆华森制药董事长游洪涛、重庆康刻尔药业公司总经理陈国芳等人称，由于设计不合理和黑箱操作，该制度带来了新的利益集团寻租。

2010年重庆药品集中招标，刘群就质疑存在问题，致使自家企业部分高质低价的参选药品并未入围，而中标药品价反而比他投标的药品高。他愤然将重庆市卫生局推上被告席。刘群一审胜诉，卫生局不服提起上诉，但其后该局突然撤诉。

刘直言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已异化为“腐败工程”：一个以卫生部门为主导，厂商、各级代理商、医保部门、物价部门、药品招标部门、医院参与，结成强势集团，形成了新的庞大利益链。

医院人员“逐利”

药品通过了集中招标环节，仅意味着该药品有权进入医院，因为医院拥有自行采购权，用不用还得医院说了算。

为此，医院便转而成为药商们最重要的公关目标：必须先打通医院院长、药剂科主任、科室主任这几个环节，然后还得拉拢掌握处方权的医生。

在重庆医保窝案中，药商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和卫生局的集体招标后，向重庆市各大医院人员行贿以敲开医院大门。

这最终导致了重庆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周荣福受贿案发，而此亦是引爆重庆医保“窝案”的引信。

周荣福案起因在于2010年8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周涉嫌受贿。在“双规”期间，周荣福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2009年9月19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对周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依法逮捕。

随后，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左筠，内一科主任彭力也因涉嫌受贿被捕。但知情者称该院其他涉案人员包括许多医生因情节轻微，并未予移交司法处理。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行贿者均为药商或其代理人，这些人的证言都证实向周荣福三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能在药品销售上得到他们照顾，获得医院更多的药品配送额。

这些行贿者包括重庆泰宇医药公司、重庆海森医疗设备公司、重庆四环医药公司、重庆市医药股份公司、重庆浩瀚医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或代理者。他们每次行贿数额从1000元至20万元不等，行贿地点大部分在以上医院人员办公室，或他们所居住的小区。

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受贿窝案亦曝光了药品打进医院的“公关潜规则”：要让医院采购，首先要给院长“进门费”，然后再“公关”药剂科主任和科室主任。由科室主任向药剂科提用药计划，药剂科主任再转给院长后，药品就可进医院了。

在医疗界的回扣、贿赂，其实并非秘密。重庆市检察机关今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3-2010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医疗卫生系统涉嫌职务犯罪370人，其中受贿269人；全市40个区县中有38个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涉案，涉案人员多为医院领导、中层干部及一些药械、总务等重点岗位的人员，其中医院院长、副院长15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