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如何避免买卖器官嫌疑

为了发现潜在捐献源，小黄和同事们开始“跑医院”。

他们把捐献宣传材料送进医院，把名片留在医务科。“如果发现了潜在捐献者，我们希望医生问一问患者家属，是否愿意捐器官，如果同意，可以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他。”

“这绝对不是要医生去劝捐。”小黄强调，医生只需要告知家属有这样的捐献渠道。如果家属不同意，医生不要再做任何说服工作，整个捐献程序到此为止。

小黄担心，他们的工作会被误解有利益存在。

但现实情况是，在已捐献器官的207例中，成功捐献者90%家庭都涉及申请困难救助问题。

小黄发现，他所见证的器官捐献者，多为贫困者和打工者，“富人很少”。

针对目前捐献者人群构成，黄洁夫强调，这一捐献人群分布不代表器官捐献以后的规律，“器官捐献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事业，决不能出现权力寻租，变成穷人捐器官，富人救生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说，就目前情况看，如何给予贫困捐献者合理的人道救助，是绕不开的话题。

郝林娜说，无论是从人道精神出发，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以及从国际通行规则来看，这样的人道救助是应当的、必要的，与器官买卖截然不同。

但救助背后，又会引来是否存在器官买卖的争论。

“一定要保证捐献在前，救助在后。”器官捐献系统一内部人士说，因为救助才捐献，就可能被怀疑涉及器官买卖，所以捐献与救助要分开。

他说，救助要依据家庭贫困状况确定，而且不能与捐献数量挂钩，“不能是捐一个肾救助多少钱，捐一个肝救助多少钱。这一定要与器官买卖分开。”

目前，有的试点省市已经制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而全国也急需统一政策。在3月22日举行的总结会上，一项重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性的《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

机制和制度上的瓶颈

器官捐献所遇诸多难题背后，凸显机制与法律瓶颈。

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器官捐献工作缺少专门管理机构，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中的职责和地位缺少法律依据。

这一观点在红十字会内部已基本达成共识。

对于器官捐献能否在全国推开，多名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员一致认为，有待《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对红十字会进行职责明确，并且红十字总会获批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后，才能稳步推进。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方案》的要求，2010年9月，国家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其中，“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设在红十字总会。

但截至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器官捐献只是红十字会总会一个处的一项工作。”2010年9月，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共同向中编办申请，推动成立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郝林娜透露，“目前，正在积极协调中。”

与新设机构相比，《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已纳入计划。

3月22日，参与《器官移植条例》修订的专家透露，修订后，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将获得合法名分。

2007年3月国务院通过的《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加强了监管，为中国开展器官移植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国务院2012年的立法计划中，“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已被列入《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内容。

郝林娜透露，在《条例》修订稿中，进一步明确红十字会职责，即“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推动、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器官分配、缅怀纪念、人道救助等工作”，还或将增加“国家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条款。

参与《条例》修订工作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透露，修订后的《条例》，最快在年内即可实施。

让郝林娜欣慰的是，在试点评估过程中，红十字会在12个试点省份发放了1000份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18-60岁的各个阶层人员。72.4%的受访者填写了身后愿意捐献器官，只有6.8%明确表示不愿意捐献器官。

“有这么高的器官捐献支持率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郝林娜说，表示支持的器官捐献人群中约70%是年轻人。在试点地区，累计登记的自愿捐献者就有1.5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