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bre等^{[ 19 ]}综合9个随机对照研究探讨β受体阻断剂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生活影响,发现β受体阻断剂对该类患者的生活质量无负性作用。临床医生在患者病情许可下无须担心影响生活质量而进行加用β受体阻断剂。Witham 和Myers等的研究则证实生活质量评价在心力衰竭治疗策略的选择中具有重要意义^{[ 20 ]} 。

Tsuneda等^{[ 21 ]} 观察β阻滞剂(BB ) 或钙拮抗剂( calcium antagonist, CAA)在持续性心房颤动中的作用,应用SF-36等测量,发现CAA对该类患者更有益。Thrall等^{[ 22 ]}总结3个RCT试验( STAF、P IAF、RACE)中发现:节律控制组较心室率控制组可显著提高生活质量,但在AFF IRM试验中对两组均有改善,但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在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心脏猝死的预防上, Thomas等^{[ 23 ]}研究发现可植入的心内除颤器( ICD)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但ICD 植入患者的生活质量偏低,临床医护人员需加强心理干预降低抑郁症状和死亡率。Sears等^{[ 24 ]}研究表明心理变化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甚至强于年龄、左室射血分数(LVEF) 、ICD放电次数等因素。Bunch研究发现经快速心脏除颤的复苏幸存者可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长期的随访后发现与普通同龄人具有相同的生活质量。Huang等^{[ 25 ]}亦对室性早搏患者消融的生活质量和卫生资源的利用进行了评估,将生活质量纳入治疗策略的选择指标。

国内对生活质量在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也十分迅速: 2002年,徐冬玲等^{[ 26 ]}的研究通过量表化调查对植入心脏起搏器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发现随访期中患者的心理特点和影响因素,与正常人比较长期心脏起搏患者的平均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国内学者分别对慢性心力衰竭^{[ 27 ]} 、心房颤动消融等进行了生活质量研究^{[ 28, 29 ]} ,梁锦军等观察室性早搏(简称室早)患者射频消融术前后生活质量的变化,发现射频消融成功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0 ]} 。

从以上研究实例可得出以下结论:生活质量评价在各种心脏病疗效的评价中,可灵敏、有效地反映出不同种类的治疗方法、药物对不同种类心脏病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生活质量评价较好地克服了传统的生理、生化和药物疗效指标的局限性,是对各种治疗方案疗效评价体系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31 ]}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生活质量评价技术的不断完善,其应用范围将不断扩大,这对改善心脏病患者的疗效及全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3　生活质量的研究展望

生活质量测量经历了一个从物质至精神,从客观到主观,从只注意负向指标转向正负兼顾,由单维到多维评价的转变。在评价主体亦发生了改变,由医务工作者转向了更加注重个人的亲身体验。

在医学领域, Cox提出了4个方面的应用,即人群健康状况的测量、资源利用的效益评价、临床疗法及干预措施比较和治疗方法的决策^{[ 32 ]} 。Morles等^{[ 33 ]} 认为,临床上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应考虑采用生活质量测评: (1)治疗对症状有改变,而对病死率或并发症发生率改变不明显; (2)容易引起负面作用的临床措施;(3)干预试验; (4)用于评价成本2效益和不良反应的预防措施。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生活质量测量的转变还表现为测量的终点不同,过去是以生存时间的长短和是否患病为标准,转向了是否回归或重新回到正常社会生活中为标准。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必要而且能够加强生活质量的临床研究工作,以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国际医学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