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技术层面的改变都不可能长期有效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降低药价，您有什么建议？

孙东东：透明的招投标环境才能让药品购销行业走向更加健康的道路。有关部门应该更新监管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严厉打击商业贿赂，避免集中采购演变成集中腐败，“同城同高药价”。

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制度改革。虽然廉价药允许企业可以在网上直接成交，少了繁琐的中间渠道，但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制度不改，廉价药有可能只会出现在零差率售药的社区医院和药店，公立医院中的廉价药依然只是药品数量的“零头”。

北京某三甲医院副院长：卫生部今年下发通知，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年内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对列入不良记录的药企，取消其所有产品入围集中采购的资格。我认为力度不够，应该建立全国联动的不良记录制度，而不是仅以省为单位进行处理，否则不良药企就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其他省市继续竞标。 在德国，行贿药企不仅要缴纳行贿金额5倍的罚金、收缴违法所得，还将被逐出市场。

赵伟：如果体制不变，一切技术层面的改变都不可能长期有效。“以药养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有的地方又开始“以药养政”了：一些地方要求中标企业缴纳5%的卫生管理基金，这样算来，药价还是便宜不了。

朱恒鹏：应该以中标价作为最高零售价，在此基础上，医疗机构自主确定零售价，采购供应价格则由医院与供应商自主谈判确定，政府不干预。发改委频频限制药价的政策，很难让药品市场走向健康轨道。医疗市场应逐渐放开，药品价格不应由政府定价，只有产生了竞争，质优价廉的药品才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