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执业医师还记得抗生素出现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当时人们经常因为普通的感染而住院，即使最简单的手术，也受到葡萄状球菌带来的致命威胁。但是，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的布莱德·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传染病专家，一直在研究那段历史，因为他们对旧日梦魇卷土重来的担心正在日益加剧。富裕国家将科学战胜病菌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是否依靠目前医学领域已知的最强大的抗生素或某种抗生素就能够对抗感染？对此看法持反对意见的医生数量正在增长。“这并非是杞人忧天。”斯皮尔伯格说，光美国2010年大概就有10万人因抗药性感染而死亡。

在未来，科学史专家可能会辩论是否我们永远都能打赢对细菌的战争。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青霉素进入临床使用后的60多年后，最终将被视为我们与细菌之间永恒战争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人类是多细胞动物，其复杂性和微妙之处难以用言语形容，而细菌则是单细胞有机体。如此原始以至于缺乏一个细胞核，却奇妙地适应在我们体内进行繁殖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相当挥霍地消耗着我们的血肉，让我们中毒。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使用了抗生素，我们占了上风，就像细菌能抓住我们的弱点一样，它们的克星也来自大自然。但我们的创造力其实是在参与一场令人绝望的比赛因为要对抗的是细菌的繁殖能力。越来越多的细菌株掌握了能对抗抗生素的“生物武器”细胞膜不再让它们进入，把它们挤压出去，进行生化调整让它们变得无害。进化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已经在地球上进行了数亿年，现代生物科学的历史则不到一个半世纪。你会压哪边赢？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处于不利地位，部分原因在于疏忽大意，部分原因是在药品政策上，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博弈造成的结果。因为滥用，我们浪费了抗生素在动物饲料中，或抗生素并不能治愈的疾病中，比如说感冒。特别是在贫穷和文化落后的环境里，病人只要感觉稍有好转就立刻停用抗生素的情况很普遍，然后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就会在其他人身上增加并蔓延开来。

在一段时间里，这并未引起重视，因为总有新的抗生素被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当青霉素率先进入药房货架后，人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收集土样，企图找到其中潜藏着的灵丹妙药。

盟军士兵从非洲前线挖出泥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从喜马拉雅山山顶收集样本，几乎每个地方的学生都在公园或田地里一铲子一铲子地掘土。医药公司负责通过这项庞大的收集获得丰收，最终，在短短的30年里，约有200种新药问世。

但到了80年代中期，发现新药品的脚步放慢了。“这就像油田。”《瘟疫正在抬头：致死病菌的全球威胁和我们日渐萎缩的战斗力》一书的作者斯皮尔伯格说：“虽然仍有许多尚待发掘，但容易找得到的都已经被找到了。”已经没剩什么地方是你轻敲地面就能发现丰厚储备的了。有段时间，科学家们认为现代药品研制中发现的分子的神奇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在与细菌这场战争中再次占到上风。但这回我们的运气没那么好。“在找寻新药物时，化学家有一套可循的规则。”阿斯利康公司的医药总监约翰·雷克斯说，“为了制造抗生素，你必须打破这些规则。抗生素与我们做的别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它们被设计为到一个活的有机体中，去杀死另一个有机体。”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再没有希望发现新的药物。事实上，海洋学家已经发现，在仅仅1立方厘米的深海淤泥中，我们以前未知的生物体就有数以十万。噬菌体一种能够感染并杀死细菌的病毒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尚未开发的抗微生物药物来源。此外，给我们提供了最早一批也是最有效的抗生素的土壤，也在等待着用新技术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