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移民人口来说，美国不仅仅是“机会之地”，他们还要面对已经被提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健康挑战”。但最好的研究人员已经退出了这项检验的工作。据美国传染病协会统计，13家最大的制药公司中，只有5家还在关注着抗生素的进展。治疗癌症或者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脏病甚至是脱发病都更为有利可图。原因在于，最为昂贵的抗生素（利奈和达托霉素）在一个疗程7天的时间里，患者花费在1000至2000美元不等。而像癌症的一个疗程，时间从数周到数月不等，患者的花费为抗生素一个疗程的10倍或20倍。

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患者可能在余生里都需要，对制药公司来说，投入意味着高额回报。尽管细菌感染比癌症和心脏病常见得多，但抗生素能带来的利润却相对较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其价值的低估。“我们希望抗生素不仅安全、高效，还要便宜。”普林斯顿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拉克西米纳拉扬说：“我们将它们视为上帝赋予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几大连锁药店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开始免费发放普通抗生素。

即使是非常珍贵的抗生素，耐药性和专利法仍是它进入市场后要面对的两大敌对力量。为了防止产生抗药性，医生们鼓励节制使用最新的、最强大的抗生素，只有在别无他法时才使用。

这不仅降低了药物作为一种治疗选择的价值，而且也意味着新药的销售进展非常非常慢，只有选择出售专利时，获利情况才会有所好转，然而此时就非常容易被普通品牌生产的价格相对便宜的药物所取代。“这对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来说，都是巨大的不利因素。”雷克斯说。他的公司是少数仍在研制新抗生素的公司之一。

当然，与抗生素面临的独特的监管不确定性相比，这些经济难题就显得苍白了。无论是测试哪种抗生素能否对抗哪种感染，首要的是找到一个病人。对癌症、慢性病或致命疾病来说，找到受试者非常容易，因为患者有时间考虑要不要成为即将开展的研究的参与者。但对传染性疾病来说，就有一些麻烦，尤其是考虑到可能产生抗药性。“你可能需要等待大规模爆发生。”雷克斯说，“而且还没有办法了解何时何地会发生。”

当药物研究人员设法凑齐了一个像样的试验群体后，他们得将实验药物与现有药物做对比。如果实验药物与现有药物一样好或更有效，就会得到绿灯。

与此同时，因为新的抗生素要得到认可需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尚不明确，制药公司不愿继续投入资金进行研发。

政策制定者最终开始努力改变现状。国会正在通过一项法案，延长某些抗生素5年的专利权，以避免仿制药的竞争。其他的建议包括减税等。

当然，批评者指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无助于研发现有抗生素的替代品。“这就像说‘我们快没石油了，因为我们正在消耗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 拉克西米纳拉扬说，“如果我们只是继续研究新的药物，然后过度使用它们，我们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他说，应该开始像看待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一样看待抗生素也就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这当然标志着一个转变。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大约50%的抗生素的使用是不必要的。医生通常开抗生素作为预防措施，以抵御尚未发生的感染，或者是安抚在道路上摔倒而担心生病的病人。对于已经感染的病人来说，衡量是否需要使用则更为复杂。在青霉素出现前，大多数诊断方法见效是缓慢的，而且是不可靠的。这就意味着医生没有办法知道病人到底是感染了何种细菌，或哪种药物对哪种细菌见效快。与其浪费时间与金钱来试图回答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医生通常开出一堆抗生素，然后进行观察。这种方法不用花很多钱，在短期内也确实可行，但是这也造成了过度使用，导致抗药性的增强与蔓延。它们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获得，而我们也将对此习以为常。没有更多的快速治疗方法，免费发放，或“以防万一”的药方。如果我们行动够迅速而且够幸运也许我们可能不需要知道没有抗生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