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权拍卖到重新归公，从一卖了之到巨资收回，余杭的卫生院改制回到了原点。业界人士认为，这样的变化固然折射出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发生了从“甩包袱”到“买服务”的转变，但一卖一买的背后却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9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宣布，该区原有的29家民营股份制卫生院，除一家转型为民营医疗机构外，其余28家卫生院全部由政府财政斥资收回。而7年前，余杭区的29位个人及其股东通过竟拍，以7500万元的总价卖断了这29所卫生院的所有权。此次回购，余杭区政府斥资近3亿元。

“服务态度不错，收费也很公道，还是公家办的医院让人放心。”10月30日，在余杭区径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陪同妻子看病的村民沈方卫告诉记者。

新建的径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地面积12亩，建筑面积6660余平方米，宽畅明亮的就诊大厅、良好的硬件，足可以与普通的县医院媲美。几个月之前，它还是一家民营医院。

41岁的褚洪连是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2002年股份制改革之前，褚洪连就是径山卫生院的院长，改制后，他控股51%，成为这家医院的董事长。

褚洪连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给乡镇医院的拨款越来越少，乡镇医院普遍经营困难，有的甚至负债累累。2003年，在余杭区政府的推动下，径山卫生院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当时医院负债96万元，自己硬着头皮竞标。”最终，他和7个股东一共投入300万元，买下了当时的径山卫生院。

实行股份制几年，乡镇卫生院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在2003年，包括径山卫生院在内的余杭29个乡镇卫生院全部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通过拍卖，29家乡镇卫生院以总价7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个人。

“当时政府投入不足，基层卫生院普遍亏损，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余杭市卫生局局长黄国林说，当时，余杭所有卫生院的收入加起来也只有几千万元，至少70%的卫生院面临亏损，大多数亏损额度在30%以上。

“一方面想减轻包袱，另一方面也想盘活资源。”黄国林说，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余杭决定引进市场化机制，对卫生院实行股份制改造。

按余杭当时的文件，卫生院股份制改革后，其机构的事业性质不变，经费补助仅限于公共卫生项目补助，实行以区镇乡(街道)共管、以区为主的管理体制，宏观上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微观上股东参与内部管理。黄国林认为，这一做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

据了解，改制以后，余杭大约1/3的卫生院实现了盈余，1/3持平，但还有1/3的位于相对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的卫生院仍然亏损。

“改制之后，因为医院基础比较好，又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每年大约有200万元门诊收入。”褚洪连称，改制确实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因为要赢利，服务态度肯定不差。”

“运行几年后，改制在为乡镇基层卫生院的生存带来了一线转机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黄国林说。

据了解，为降低成本，股东们普遍不愿再投入。因为投入不足，不少卫生院设施陈旧、医疗器械落后、医疗用房紧张、就诊环境较差。

余杭区卫生局的一份调查显示：到新一轮改革前，全区8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未达到相关的规定标准。

在胡文龙眼里，股份制改革后的几年间，乡镇卫生院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有的甚至萎缩，而农民也多选择去县医院或直接去杭州市区的医院看病。

胡文龙原来是百丈镇卫生院第二大股东、检验科的骨干。他告诉记者，实行股份制期间，股东们总共才投入40多万元。由于医院投入有限，设备陈旧，只能做最简单的化验项目，农民也不愿再来。其中，肝功能化验一个月才做一个，血常规两天做一个。“当时，我甚至觉得检验科可以关门了。”胡文龙说。

吸引人才成了这些民营卫生院领导的另一难题。据了解，实行股份制的7年间，百丈卫生院总共才招了两个人，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黄湖卫生院只招了1人。其他的卫生院也大体相似。此次回归公益前，勾庄卫生院有员工50多人，但外聘临时工几乎占了一半。

“为吸纳人才，医院也作过努力。”一位医院负责人说，但工资给高了医院承担不起，给少了没人来，职工也感到缺少保障。一位当地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很多乡镇卫生院可以做的检查和小手术，现在都不做了。如今交通方便了，去城里的大医院也很方便，基层卫生院的劣势愈发凸显。药品贵、门诊均次费用偏高等问题，跟随而来。

余杭卫生局有关人士说，将民营医院放在体制相对僵化的公办医院中，原希望能以灵活的机制起到激活医疗市场的作用，但没想到，几年下来，大环境变了。